中国近百年政治史(39)_李剑农

三九

　　四、东学党之乱与中日战争的破裂

　　自天津定约后八九年间，中日两国表面上无何种冲突；日本鉴于壬午、甲申两次的不成功，注重充实内部的势力，对朝鲜暂以维持条约上的权利而止；朝鲜王廷因金、朴等失败，亡命日本，所谓新党的势力衰落，仍倾心受中国的保护；袁世凯因当“甲申事变”时行动敏捷，为李鸿章所赏识，于天津定约后，奏授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长驻朝鲜；朝鲜对外的一切关系皆受袁监视、指导。日人对袁十分嫉视，一方面拨弄朝鲜的亡命党人金玉均、朴泳孝等阴谋构乱；一方面密派少年军人策士多人，组织所谓“天佑侠团”潜入朝鲜，煽动朝鲜内部的不平分子，破坏秩序，制造出兵的机会。

　　到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春间，发生金玉均、朴泳孝被刺的交涉；（金、朴在日本与朝鲜之同党通消息，谋乱，朝鲜王廷不安，乃密遣刺客赴日，谋刺金、朴。金氏被诱至沪，在沪被刺死。朴氏在日，谋刺朴氏之李逸植反被朴氏所捕，与李同谋之刺客权东寿等，逃入驻日朝鲜公使馆，日政府直向该使馆索捕权氏等，朝鲜公使俞箕焕愤而归国，日人不顾。金氏在沪被刺后，刺客洪钟宇亦被捕，沪当局以金尸并洪氏解归朝鲜，洪氏受朝鲜王廷庇护，金氏更受戮尸之刑。日人大愤，或主张向朝鲜问罪。）继又发生东学党的乱事，遂为中日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所谓东学党，也是朝鲜的守旧党，其源起于崔福成，杂取中国儒家及佛老之说，自衍为一派，称东学，以明人伦、诛污吏、救民生相号召。大院君当权时，禁天主教，捕治教党，牵及东学党，党人乔某被杀；至是党人请为乔某昭雪，不许；朝鲜人民为恶政所苦，多思乱，党人乘机煽动，乱事遂起；而从中操纵指挥者则为日本所密派的“天佑侠团”，东学党又实为日人构乱的工具。

　　乱事初起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渐次蔓延，朝鲜政府剿治无效，乃请援于中国。当金、朴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之意，李鸿章电驻日中国公使汪凤藻及朝鲜袁世凯探查；袁氏两次回电，一次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一次又说：“探大鸟（日本驻朝鲜公使名大鸟圭介）词意，毫无生事端倪，并藉风闻有日本兵船数只将来韩，询以有无，大鸟笑答确无，必系谣言等语，似无生衅事。”（此二电均见《李文忠集》电稿中，汪公使覆电如何未可知）

　　袁世凯大约相信日本此时尚没有积极进攻朝鲜的可能性。及东学党乱起，李鸿章方在小站一带检阅军队，得报，初亦无派兵助剿的意思。李鸿章四月二一日电译署，谓：“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俟续信如何再酌。”

　　袁氏在朝鲜电李氏，也说：“未闻日有派兵说。”但是日本实在已想出兵，并且怂恿中国出兵。（袁世凯四月二十八日电李鸿章，谓“日使译员郑永邦，以使令来……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等语。三十日，袁氏又电告李，谓：“日使署杉村来晤谈，意亦盼华速代戡乱，并询华允否……杉与凯旧好，察其辞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李鸿章电译署，亦谓驻津日本领事来晤，语意与杉村略同，皆足为日本怂恿中国派兵之证。）李鸿章、袁世凯，都相信此时日本尚不至有积极的行动。朝鲜政府向袁氏请求派兵助剿，袁氏告以须由该政府正式具文请求，一面电告李鸿章，谓：“韩廷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乙酉约，华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日如多事，似不过藉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指汉城朝鲜王京）。匪距汉尚远，日兵来，反骚动，韩外署应驳阻，各洋员（指各国驻朝鲜人员）尤不愿日先自扰。”这是袁世凯料度敌人的见解。

　　李鸿章接袁氏转来朝鲜政府正式请兵之电文，便请奏派北洋陆军提督叶志超及总兵聂士成领兵一千五百人入朝鲜，屯驻牙山；一面行文知照日本政府（阴历五月初二日）。中国的知照公文尚未达到日廷，李鸿章在天津已接到日本驻津领事的通知，说日本已派兵入朝鲜保护使署及商民；北京的总理衙门与在朝鲜的袁世凯，也同时接到日本派兵的知照。中国派兵仅一千五百人，日本第一批即派出七千余人，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原来此时日本已施行宪政，召集国会，伊藤博文为内阁总理大臣，陆奥宗光为外务大臣；国会对于内阁攻击得很利害。

　　袁世凯以为日本的国会方与内阁为难，决不能对外生衅，故有“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之语；谁知陆奥氏与伊藤氏等一决定出兵朝鲜，日本国民的视线全集中于对外的问题上面去了。朝鲜的东学党见中日两国皆派大兵到来，便无形消散。中国以乱事既平，要求日本与中国仍照约同时撤兵；日政府不惟不允撤兵，并且更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的内政案来。陆奥氏逆料中国对于日本的提案必不赞成；不赞成，则取单独的自由行动。李鸿章、袁世凯至此始有点心慌。清廷对于日政府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当然不能赞同；起初以“日本既认朝鲜为自主，即不应干涉其内政”的理由，拒绝日本提案；后见日本继续增兵至朝鲜，李鸿章要求日本先撤兵再议改革。日本坚持不让，进兵愈亟。欧美各国的驻使也颇认日本的行动为过当。

　　此时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各要人唯一的希望，在欧美各国出面干涉日本的行动，俄国尤为李氏等所重视。因为俄国公使起初曾向李氏表示积极干涉的意思，李氏以为俄公使的话十分可靠；英国也颇尽调停之力；美国亦曾忠告日本。但日政府方针既定，不为各国的调停所摇动，对俄略示不侵占朝鲜土地之意，俄国便立于旁观的地位。清廷见日政府的行动日趋强横，忙无主意。空论的书生派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鼓吹增派大兵。总理衙门想增派大兵，又怕激起兵衅；不增兵，而英俄各国的调停又茫无效果；但是他们总梦想英俄各国的调停或者可以生效，李鸿章以误信俄使所表示的原故，尤不愿增兵，惹起战端。

　　袁世凯、叶志超等见日兵陆续增加，占据各要害地点，一面电请将叶军由牙山移近汉城，一面又电请增兵，李氏尚覆电令勿轻动，谓和平解决之希望未绝。日本大兵既据汉城，又将各兵事上的扼要地点占领了，便向朝鲜王廷提出强迫改革案，并向驻日英公使间接宣言（因英使从中调停之故），说中国既不赞成改革朝鲜内政，现日本已单独行之，中国若增派援军，即认为有意向日本挑战。这分明是要向中国宣战了。但是李鸿章和平解决的念头还是未断。

　　直到最后，朝鲜王廷全落入日人的手中，预备实行驱逐在朝鲜的中国人员时，李鸿章始奏请下令增派援军八千人，由卫汝贵等统率向平壤进发；（据《李文忠集》电稿，增派援军在阴历六月十四日，去交涉开始时已一月有半。）援军派出后，李氏犹电戒叶志超勿轻于开仗；（六月十八日，李覆叶电谓“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切记勿忘，汝勿性急，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可见清廷与李氏始终无战意。）英俄各使的调停动作也尚未完全终止，李氏犹希望有万一和解的可能。及中国援兵的运送船“高升号”在丰岛附近被日本海军轰沉（并损失护送兵舰二艘），驻牙山的叶军也受日军围攻，始知战事已无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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