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9)_李剑农

九

　　▼三　鸦片问题的发生与林则徐的严切手段

　　中国在唐时便有所谓罂粟，即鸦片之别名，但是专用为药品。把它制成烟膏来吸食的习惯，大约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即十七世纪上期）。此时东方的海上商业势力，还操在葡萄牙人手中，鸦片也是由他们从印度输入；但是每年输入不甚多（明万历十七年关税表中有鸦片十斤，税银二钱。见《东西洋考》）。到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因为东南沿海各省的人民传染吸食的习惯渐广，始由雍正帝第一次发布禁止吸食的上谕。此时，每年输入尚不过二百箱上下。但是禁令是禁令，吸食的依然吸食，并且渐次增加，输入的数量也每年增加，（因为雍正七年的禁令，止禁吸食，未禁输入，输入仍列为药品，报关纳税。

　　乾隆十八年，广东税关的记录中，鸦片一担，税三两，是认为正当的输入品。）大约每年增加二十箱；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输入已达一千箱。到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东方商业的专利权，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权，也渐次落入其手；至一七九〇年（乾隆五十五年），鸦片的输入超过四千箱了。（关于鸦片输入的增加数量，各人记载不同，有谓此时已超过五千箱者，有谓仅四千余箱者，大约在四五千箱之间。）此时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商业，英国已居第一位，即以鸦片输入增加之故；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起初鸦片仅占输入品六分之一，到十八世纪末（即乾隆晚年），则已占输入品二分之一以上。（其次之重要输入品为印度棉花，约占输入品四分之一，英本国产物输入者为毛织物，仅占总数八分之一。输出品中，茶占五分之三，生丝及丝织物占五分之一，尚有少数棉织物亦为输出品之一种。

　　此时，英国对华通商与印度略成三角形势：即以英国制造品输入印度，以印度产品输送中国，以中国产品送回英本国，其余银或送回英国，或送回印度不定。）至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因为吸食鸦片的恶习弥漫全国，输入有加无已，北京朝廷依广东总督的建议，始发布禁止输入的上谕；四年后，又重申禁令。此后，鸦片已成绝对的禁止输入品了。但是未禁止输入以前，输入尚不过四五千箱；禁止输入以后，输入反更加多。（此后关于输入数目字的记载，各人更不相同了。因为自禁止输入以后，输入不经海关，故其真确数目字，比前尤难查考。）

　　据外人记载，到一八一〇年以后（嘉庆末年），输入已近一万箱；及由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由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平均每年约有一万六千箱；到一八三六年，每年已有两万多箱了。鸦片贸易的受授，一八〇〇年（嘉庆五年）以前，由广州各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处理；自此年重申禁谕以后，受授的地点由广州移至澳门与黄埔去了。到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道光帝又下了一道禁令；是年，因为广州各大小官吏间，关于分配鸦片私税贿赂品不均匀的原故，发生争论，大起纠纷，故又重申禁令（时两广总督为阮元，元因此奏请重申禁令）。

　　是年以前，处理受授的地点，虽由广州移至澳门与黄埔，仍为半公开的秘密行为；自此禁令颁布后，更把处理受授的地点移到伶仃岛、金星门、急水门及香港等处去了。自此，输入的数量更多。为什么越禁越多呢？其原因就是在未禁止输入以前，输入必报关纳税，虽然税吏也免不了额外苛索与贿赂，正当的税款还是国家的；自成为禁品以后，大小官吏通同结合（仅有皇帝不知道，总督或者间有不知道的），一手拿禁谕，一手拿钱袋，和商人联为一气，不惟暗中保护，藉分余润，甚至于作合股的买卖，把经营的命脉都操在官吏的手中；货物受授的地点，虽然再三向广州以外移转，货物的销畅，比前更无阻滞，甚至于用公家的船替商人分运；如此，安得不越禁越发达呢！这种情形，除了皇帝及特别清廉的总督以外，大概都知道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是：以前货物的输出、输入差足相抵（起初且为输出超过输入）。

　　自鸦片神秘输入增加，皆用现银交易，事实上成为输入超过输出，现银流出，发生银价腾贵的问题。于是在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年间（道光十五六年间），因为银价腾贵的原故，对于鸦片买卖，发生两派的议论：一派主张弛禁，公认鸦片为合法的商品，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一派主张绝对的禁止，加重科罚，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是为鸦片输入成为严重问题之始。

　　许乃济曾经作过广东按察使，对于广东鸦片贸易的内幕情形比较明白，因于道光十六年夏间，奏请将鸦片认为合法商品。奏章的大意说：鸦片本属一种药品，历来准其纳税输入；因人民滥行吸食，成为癖习，遗害社会，才禁吸禁卖；但禁令愈严，税吏、奸商互相勾结之弊实愈深，秘密输入之量愈增；因有巨利可图，故弥不畏死；无论何种法令，皆难实施有效；前此公开纳税输入，尚属以物易物，现银不至漏出；自由奸商秘密输入以来，买卖皆用现银，现银流出之量日增，银价日腾，国日益贫；不如弛禁，仍准纳税输入；但只准用茶叶、大黄、丝绢等现物交易，不许用现银；一面准国内自种罂粟以图抵制；对于人民吸食，除官吏、勇兵、士人须严禁外，余可放任不理。道光帝对于许氏这种建议，犹豫未决，谕交粤督与在粤各大吏熟议奏闻。

　　此时粤督为邓廷桢，邓氏得旨后，令在粤各吏及公行员各抒所见，以便具奏；结果皆赞成弛禁，并拟定种种弛禁的条件（如交易不许全用现银之类），邓氏及粤抚据以奏闻。英商得到鸦片将要弛禁的消息，更形踊跃，于是在这两年之内输入更多（约达五万箱）。但到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黄爵滋复上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奏复，大都皆趋重严禁。此时林则徐方为湖广总督，条奏禁止方法，道光帝大为感动，于是决意雷厉风行的严禁，并降许乃济之职，令其去官。是年十一月，便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委以军事上、行政上的全权，想把这种多年遗下来的祸毒，立即拔去，于是中英的战机将要成熟了。

　　林则徐于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春初到广东。在先年冬间，林氏未到广东以前，广东已经发生纷扰。原来粤督邓廷桢，闻知皇帝已下决心，非严厉执行所定的禁令不可。而在内外商人及下级吏员的心理，以为这不过如天变一时的暴风雨；暴风雨过了，仍旧无事。因为中国官场向来的习惯如此。尤其是英国商人，绝对不相信中国政府真有将鸦片禁绝的决心和能力。因为习知中国的大小官吏，无不是假国家法令以为营私之具的。于是在粤督严切执行禁令之中，秘贩秘运的活动依旧不息，并且仍有许多官艇，代替商人输送（相传此时官艇每艘一星期可得数千元之利益）。

　　粤督闻知将有钦差大臣来粤，更不能不督饬所属严切执行禁令。适有在商馆前上岸的鸦片被查出，立命该船退出广东，并以停止通商压迫外商。未几，又将所捕获的鸦片犯人，在商馆前施行绞刑，群众麕集，外人相率下旗表示抗议；粤督不顾。英政府此时所注重的，尚在关于交涉上之对等权利，关于鸦片问题，尚无袒庇英商的意思，观其致义律通告英商的文中，说英国政府不愿英国国民蹂躏通商国的法律；苟因犯法行为而受损害，则损害皆其自取，政府无保护之义务。盖英国此时，虽早蓄有打开新局面的意思，似不欲以不名誉之鸦片贩卖问题与中国开衅。倘若此时中国人士稍有近世国际知识，不以野蛮视外人，决不至因禁止鸦片的原故惹出大祸来。但是历史事实的进展，往往要走曲线，东西两方人士的观念，不易如是直切的接近。不应惹起战争的问题，毕竟要惹起战争来。

　　林则徐在道光时代的大吏当中，是一个实心任事、超出流辈的卓卓者。他那恺切至诚的精神，我们至今还是应该敬仰佩服。但他对外的思想知识，为时代所拘，因之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也不能不错误，我们不能为他讳饰。他的注意点，专在鸦片一件毒物上面：第一要消灭已经到了广东的鸦片，第二要断绝以后鸦片的来源。凡他所认为可以达此目标的一切手段，尽量采用。他到广东后第八天（阳历三月十八日）偕同粤督抚传集公行员当堂发给谕帖两道，一谕中国商人，一谕外国商人，恺切晓以贩卖鸦片之非法与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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