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8)_李剑农

八

　　卢坤以新来的“夷目”如此不谙成规，不先领取红牌，擅来广州滋扰，于二十七日复下令责成公行及通译人等向律劳卑明白开导，制止其目无法纪之行动，若不开导，即该员等亦当受处分。令文大略：一、外人止许在澳门居住，若因商事来广州，须向税关领取红牌；二、此次律劳卑初来，不谙中国法规尚可原谅，关于商情，仍许其调查，但调查告终后即须返澳门；三、中国大臣，向不许与外人私通信函，该夷目来信例不可受；四、官宪对于商务琐事，向由洋商（即公行）取理，该夷人如欲变更通商规则，须与洋商接洽，连合陈请于官厅，待奏明皇上，得谕旨许可，方得施行。

　　公行员一面迭受官厅的督责，一面又无法使律劳卑退去广州，势处两难，因于八月十日，约集英国商人开会，商议调和办法。律劳卑不欲放弃其主务监督的资格，又以公行并无挽回总督意思的能力，不许英商到会；结果公行所召集的会议，英商无一人到者，乃将督署迭次所下命令送交英商。十六日，公行员为保全自身地位计，议决停止英人通商，凡英商货物，一概停止装卸，一面禀请官厅宣布封仓。卢坤于十八日下令，略谓：夷目律劳卑之目无法纪，破坏成规，实由彼一人顽钝无知之咎，该国王向来恭顺，决不愿其所派之人如此；且该国恃吾茶叶、大黄、绢丝以为生，彼运来之呢绒、毛布于中国并非重要，即停止与彼通商，于我国无所损；惟因该夷目一人越纪犯分之故，使彼国人失其生活必需之具，非天朝所以怀柔远人之道，姑宽待数日，以候该夷目之悔悟。

　　但是事实上，公行对于英商已经停止货物的交换了。二十三日，卢坤复命同知潘尚楫及广州府协二人亲往英商馆，面向律劳卑查问三事：一、彼来广东的理由；二、彼所受于本国职务的性质；三、何时回澳门。律劳卑对于第一点，答谓彼之来此，实根据一八三一年粤督命令公行员告知东印度公司，于该公司解散后，须派一有力代表来此整理商务；对于第二点，答谓彼致总督函中已明白叙述，若开阅该函即知，但开阅后须将该函带交总督；关于第三点，答以视彼之便宜而定。二人自然不肯开阅他致总督的书函，无结果而退。

　　英国商人因商业被停止，于二十五日，结合组织商业会议所，律劳卑藉向该会议所表示意见的机会发表宣言，责粤督卢坤的无理，大略说：前任的粤督要求英国于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派一有力的代表来整理商务；现彼为英王特任之代表，求与现任粤督一通信函而不可得，反任彼公行商人停止对英之商务；英人对华通商是谋两方面的相互利益，决不愿放弃两国平等的重要主旨。到九月二日，粤督正式宣布停止与英人通商。自此命令宣布后，广州顿形骚扰，粤政府对于英商馆严重防范，施行检查及种种迫胁行动，使英人大感不安。律劳卑于九月五日下令于其随来之护卫舰二艘驶入虎门；岸上炮台发炮制止，二舰还炮，强航至黄埔；律劳卑并于八日发出布告（系用向英商宣言体），痛诋粤督，说他的言论、行动对于中国皇帝为欺诈，现已到了引起战争的程度；并且盛夸英国王的威力，决不受此种无理的压迫。

　　卢坤于十一日也向公行下令，要他们告知英商，说他们要将大班改为酋长虽未尝不可，但中国大员除贡使外，向未与外国夷目发生直接交涉；即就英国此次派来之律劳卑而言，该国事先既无正式照会，彼又未携有信任状，何由知彼为该国派来之员。且贸然闯入，并不容督署有向朝廷请旨之犹豫期间，且以战舰驶入为威吓，其胆大妄为已极；若不退去，决以兵力制服之。此时两国的战机，已经很迫切了。但事实上，律劳卑受自英政府的职权既极有限制，随来的护卫舰兵力亦极薄弱，加以律劳卑劳愤交集，于九月初旬忽生热病；十四日，据英商得自公行的消息，说彼若退往澳门，并将英舰开出，停止通商的命令可以收回；医生见他病重，也劝他往澳门去休息；律劳卑于二一日命二舰退出虎门，他自己别乘小艇，也于二十六日退往澳门。二十九日，粤督解除停止通商令。十月十一日，律劳卑病殁于澳门。一场大纠纷，至此暂告一段落。

　　此次的纠纷，虽由卢坤过于固执，不肯接受律劳卑平行的书函，但我们不能怪卢坤，只能怪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和一般士大夫的无知识，不认世界上有与中国同等的民族和国家。卢坤是固守成例；固守成例是在清朝专制政府下面作官的唯一官箴；他说中国的大臣不许与外国人私通信函，也是本于所谓“大夫无私交”的“春秋之义”。所以当他奏陈处置新来夷目的办法时，皇帝的批谕说他“所办尚妥，所见亦是”；及将英舰闯入虎门的事情奏闻时，皇帝便将他革职留任，说他不早为防备。所以卢坤的根据成规以抵抗新来的夷目，在他是认为很应该的。

　　再就英国政府方面说，英外相巴马斯顿虽然算是十分慎重，但他的慎重政策也有失当之处。当律劳卑离英时，要求政府发给他一纸信任状，并须先行通知北京朝廷或广东当局；巴马斯顿认为不必，竟不肯给他一纸信任状，也不通知中国当局，只命他到广东时，自己通函告知粤督；不知道这时候外人与中国大员直接通函是不容易的。关于这一点，非但卢坤执为拒绝律劳卑的口实，就是英人后来评论此事的，也说巴马斯顿不对，说当时粤督若竟接受律劳卑的函书，允许与他面晤，及到面晤时，要他提出信任状来，并责问他既无信任状，英政府何以并不先行照会，他将狼狈不堪。所以，巴马斯顿也不能不负缺乏东方知识之咎。

　　律劳卑退往澳门后，通商恢复，一时虽告无事，但此问题并未解决，好比一包炸药潜埋在地下，只等装上引火线便要爆发的。律劳卑死后，以带威升任主务监督；次年（一八三五年），带威辞职回国，又以鲁滨孙升任主务监督；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鲁滨孙又退职，甲必丹·义律（Captaia Elliot）升任主务监督。义律升任主务监督时，已不设第二、第三监督，仅主务监督一人，职权性质已有变更，中国因称之为领事。带威曾任东印度公司事，久于东方，能华语，深通东方情形，律劳卑之行动必无结果，彼早已料及。当彼升任主务监督时，并不与粤督通信，亦不往广州，住居澳门，概守静默，惟将种种情形报告英政府，事事候政府之训令；鲁滨孙任主务监督时，一切依循带威的办法，惟增设事务所于伶仃岛。

　　但是英商对于继任监督的静默政策，很不以为然，说他们无能，曾联合向英政府请愿，陈述意见，大略说：政府所派的监督，权限太小，不能直向北京抗议；政府既设此监督，即宜赋予以特权，并宜备以相当兵力，一旦有事，便可向北方进行，与中央政府交涉，通商口岸宜扩张于广东以外；若如现时情况，事事听命于中国，实为难忍。及义律接任主务监督时，英外务大臣已为英商之建议所动，训令义律，大略说：以平和手段维持对中国的商业关系，本为政府所希望，惟此等和平政策，为居住广东之英商所反对，即吾意亦觉欲使商务发展，非可以寻常的手段成就。这就是表示政府将要采用非常手段了。

　　义律就职后，试与粤督交换公文书，恐被拒绝，书面权用禀单形式，粤督（此时粤督为邓廷桢）接受了；答复时，仍用命令书由公行转交，叫他暂居澳门，候皇帝谕旨许可；未几，果得谕旨许可了，义律始入广州。义律报告英外务部，谓已与粤督交换公文书，系用一种巧妙之方法，其形式虽同于中国官吏对于长官之报告，然非英语之所谓请愿书。

　　英外相巴马斯顿不以为然，再三训令义律，说与中国总督交换公文书，无论如何，不可经公行之手，且不可用禀单形式；意思就是要他务必取得与总督平等的权利。义律得到此种训令后，向粤督试探，但所得到的，只是粤督严厉的训饬侮辱。（粤督对义律所下的训饬，如曰“大班”不用天朝之敬语，而用对等之“贵国”“殊为不合”；如曰“大清帝国之威严，大班勿再凌辱”；如曰“该大班去澳门以后，无论何时，当报告地方行政官厅”；如曰“汝宜善保其地位勤勉厥职”云云。）于是，义律报告其本国外务部说：若欲取得对等主权利，非诉诸武力，不能有效。此时中国禁止鸦片问题渐趋严重，故义律报告其本国又说：鸦片问题，早晚必起冲突，希望政府派遣相当兵力东来。

　　英政府因于是年（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命在东印度之舰队司令、海军少佐曼特兰（S.F.Maitland，中国官文书译为吗咃）率军舰数艘赴中国，训令要旨：一、保护英人利益，有正当理由对于中国官吏申诉事，主务监督可左袒之，应提议时可即提议；二、广东英商，对于主务监督的主张，务必顺从。此时候，英政府已放弃从前的和平主旨，决计采用非常手段，来打破中国的门户了。而清政府的大小官吏，还在睡梦之中，时向公行发命令，要他们好好约束夷人，毋得任令夷人肆行无忌；不知埋在地下的炸药，安上引火线就要爆发了。鸦片问题，就是绝好的引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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