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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岳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岳之祭,不必皆于山之巅;其祭四渎,不必皆于其水之源也。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恒山于上曲阳,皆于其山下之邑。然四岳不疑而北岳疑之者,恒山之绵亘几三百里,而曲阳之邑于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请也。河之入中国也自积石,而祠之临晋;江出于岷山而祠之江都;济出于王屋而祠之临邑,先王制礼,因地之宜而弗变也。考之虞书:“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周礼:“并州其山镇曰恒。”

  尔雅:“恒山为北岳。”

  注并指为上曲阳。三代以上虽无其迹,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

  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阳。”

  应劭风俗通云:“庙在中山上曲阳县。”

  后汉书:“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于上曲阳。”

  郡国志:“中山国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

  则其来旧矣。水经注乃谓此为恒山下庙,汉末丧乱,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则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诏太常,非汉末也。魏书:“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邺。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迳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反。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

  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于曲阳,遵古先之命祀而不变者,犹之周都丰镐,汉都长安,而东祭于华山,仍谓之西岳也。故吴宽以为帝王之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者也。隋书:“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帝亲祠恒岳。”

  唐书定州曲阳县:“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

  又言:“张嘉贞为定州刺史,于恒岳庙中立颂。”

  予尝亲至其庙,则嘉贞碑故在。又有唐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题名各一,而碑阴及两旁刻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祐年号某月某日祭,初献、亚献、终献某官姓名凡百数十行。宋初,庙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尝毁。至宋之醮文碑记尤多,不胜录也。自唐以上徵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于山川,不登其巅也,望而祭之,故五岳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觐诸侯,考正风俗,是亦必于大山之阳,平易广衍之地,而不在险远旷绝之区也明甚。且一岁之中,巡狩四岳,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势有所不能。故尔雅诸书并以霍山为南岳,而汉人亦祭于灊。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近灊之地也。水经注曰:“上曲阳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衰,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以立县,县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

  而文升乃谓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此,岂不谬哉!五镇惟医无闾最远,自唐于柳城郡东置祠遥礼,而宋则附祭于北岳之祠。然则宋人之遥祭者,北镇也,非北岳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与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为礼部尚书,已不从文升议,而万历中,沈鲤驳大同抚臣胡来贡之请,又申言之,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而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

  (马文升疏曰:“虞书:肇十有二州,盖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为镇,而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历秦、汉、隋、唐俱于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曲阳县,文之曰:地有飞来石,不经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为其北边,是亦不得已权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视真定为远,因循未曾釐正。文皇帝迁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当时礼官不能建明,尚循旧陋,礼官罪也。夫周礼曰:恒山为并州镇,在正北。一统志曰: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浑源庙址犹存,故老传说,的的不虚,乞行礼部再加详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并大同巡抚官员斟酌工费,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将来。”

  浑源之说始于此。自成化以前,初无此语。端肃似未曾见十七史者,道听涂说,一至于此。浑源之庙并无古堕,不知作于何时。如泰山、华山之上亦各有宫,而大庙俱在其下,特曲阳相距稍远,而今制又分直隶、山西二辖,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传说”,正足见其不出于史书,而得诸野人之口。后人知其不通,乃更为之说云:舜北狩,大雪,止于曲阳。有石飞来,因而望祀。不知此谁见之而谁传之?盖又文升之蛇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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