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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5)


  前方军事既已进展到郑州,武汉方面的部队亦陆续到达。政府及中央党部许多朋友亦多到了郑州,派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关约我前去会晤。此时我已调宋哲元、石敬亭来西安主持后方。石时为参谋长,为人能耐苦实干,任劳任怨,宋亦忠诚实在,能够担当(后来西安闹的很多麻烦,多赖石、宋二位调处,未出乱子。唯三原、泾阳各部队,不听命令,麻老九、党拐子等时时相机扰乱。宋明轩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过去)。我即由潼关出发郑州,从灵宝乘火车前往。我们自在包头撇了火车,走了数千里千辛万苦的路到了陕西,此时听到火车的叫声,人人觉得欢喜高兴。在车厢一路大唱其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的歌,声震天地,真是热闹。

  同行者有何其巩。我在车中仿出师表文调,拟一词和宁汉分裂的文稿,拿给何看,何只说好好好,不置一词。想来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没有评改的价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即立下决心,要发奋学写文章,以求明白写文章的甘苦与方法。后来在汾阳、在泰山,曾请许多朋友为我讲文改文,自恨天资鲁钝、进步太慢。但我定时时要做小学生,时时抱一重新学习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贤梁灏,我尚是个青年呢。

  在新安,下车看验工事。自灵宝至新安,看古代战场。楚霸王攻秦,坑秦师二十万,信陵君统六国之师攻秦至函谷关等等,都在这一带地方。在洛阳亦曾下车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满山皆古代坟墓,曾经多次发掘,百姓亦结为发掘队,掘得古物,出售于外人。上有司马懿墓。又距洛阳城南不远,有关帝冢,有谓冢中只埋一头,又有谓只有一身子,没有头,都曾去凭吊一番。关帝冢南为伊阙,两山相对,望之如阙,《水经注》称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经过。石壁上有许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毁损不全,不知何人所为。说是樵夫砍坏的,我看他们不见得有这个工夫。也许是因为魏晋各代以佞佛亡国,后人故恨而毁之,以为他们并无灵验,自身都不能保,怎么能保佑人民?不知这个猜度对否?其他满壁皆刻字,即所谓龙门十二种的便是。笔画斜歪,如修脚刀形状,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晋字或魏碑,人多争购拓本,以资临摹。王铁老甚不佩服这等字,以为不过当时工匠的手笔,说他们不一定识字,哪会写得好字?后人泥古,总以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实可笑。我以为铁老的话不为无见。

  我从潼关动身时,邓演达先生曾来,听说也是为活动反蒋。因有人告诉他我们的态度,故未对我开口。此次途中同行,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所以也未深谈。及至到了巩县,我去参观兵工厂,又遇到邓先生。听他对工人讲话,态度恳挚,言辞有条有理,很可佩服。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制,沐浴及其他卫生设备,都颇按真正的改进,绝非徒尚空谈者可比。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徐季龙、顾孟余、谭组安、孙哲生、唐孟潇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自十月十一日开始,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的事。军事方面,解决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军,都由我们二集团军负责肃清。唐孟潇所部各军,一律撤回武汉,借以整顿休息。

  此次得与张发奎将军晤面,为最可高兴之事。张将军为人诚挚爽快,人品学识都是第一等的,真是党中忠实同志,军中有作为的将领。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

  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得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泄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几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橙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干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拼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次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

  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骂我。

  又得见何云樵先生,承谈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团。兵们带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私人不当随意受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都被农民协会拘捕,当土豪劣绅惩办。何先生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时驻在河南,时刻怀念家乡,不能安心,急着要回湖南老家去。何先生家的亲属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气恼。这都是当时的事实。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唉!这话哪里说起!曾参的母亲方在织布,有人告诉他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个人又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觉得可疑;说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参真的杀人了。谣言之可怕,有如此者。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至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我在郑州,住一所教会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济汴学校校长史爱礼来见我。史为美籍,个儿与我相似,大眼睛,话语缓,很是温和典雅。民十一时我们结识,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热心公益,很得人民爱护,教务之暇,致力于畜牧之事,在他学校中养着许多牛羊鸡鸭,牛和鸡都有“种牛”、“种鸡”和“肉牛”、“肉鸡”之分。“肉牛”、“肉鸡”专供人们吃的。对于配种之事,极是考究。比如以一种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种即特别优良,价钱也大。羊和鸡鸭也都注意择种。

  我对这种生产事业,素感兴趣。我说,农家若多能经营此类副业,即可增加收入,否则将益见贫穷。他又拿出许多畜牧杂志给我看,各类家畜的饲养与选种之研究,都各有专刊,各有专题。人家对于事业真肯实实在在地用心研究,殊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又谈在彰德有一外籍牧师,亦喜畜牧,一日坐树下看书,冷不防被自己养的一头牛一头顶过来,竟被顶死。这也是从未听见过的事。那时我常和他谈自己想到欧美各国去读几年书,他极是怂恿,并要我制办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给我试穿,教我穿用和打领结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见客。

  后来到北平,曾自制西服,穿着总觉得不惯。我觉得西服有两个大缺点,一是领子太硬,又用钉子钉,用带子缚,不但烦琐,也太不合卫生,工资材料手工都太贵,非一般平民力所能胜。此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块拼凑而成,若衣服破旧了,连一块整布也找不着。我素不喜中国的长袍大褂,以为使人委靡懒怠,必须改良。常听说高丽人喜穿长袍坐在树荫下喝茶谈天,缓游终日,全国如此,结果亡国。若说高丽之亡,即亡在穿长袍上面,自然失当,但穿长袍养成懒惰习性,却是真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经济,剪掉下摆的布,以送甘肃同胞,有多好?何苦多此下摆,糟蹋布料,又妨碍行动。记得南京举行第一次国民会议,讨论衣服的问题,一位朋友说,我们男子又无月经,何须此下摆蔽人眼睛?觉得这话真有意思。但我以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缛节。我常穿的乡农的短布褂裤,我自己觉得极好,但人家总以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渐盛行,这才是中西兼长,至美至宜的服装,我真佩服极了。

  洋浦线上的北伐军此时已经占领徐州。蒋先生和胡展堂、李德邻、白健生、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李协和等各位先生都将陆续到那里约我前去会晤。我亟欲借此机会能对宁汉之间的纷争,尽一番调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车到归德,看见站上满满的数列车队正要向北开行,派人打听,知道是湖北某某两部分的部队,此刻已为高某所收编。高为二军朋友,资格实在不老,而所收编的两部将领,都比他资格老得多。

  我在郑州时,高曾来见我,谈到收编的事,我就老实和他说:“你的能力和志气都是很可钦佩的。不过你的资格都不及他们,若他们意在利用你以为掩护,将来你必后悔。”我的话说得太坦直、太露骨,当时他很不乐意。但后来我的话果然证实,所收编的两部在重要时忽然叛变,临走时还说:“吃孙喝孙不谢孙,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个人做事,若不揣度别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环境,到头不得良好结果,是当然的事。

  我们的车子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一直到了徐州,许多朋友都来见面。他们都住花园饭店,大家聚谈,讨论的就是北伐和清党的两个主要题目。我是坚持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张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态度,极力说我的调和宁汉的意见,以为分则必致功败垂成,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时时巴望着我们分裂,我们必得以大局为重,竭力相忍为要。又举太平天国之事为例,左说右说,全是我心坎中的话。当时颇蒙大家赞同。吴稚晖先生十分高兴,便自告奋勇地替我拟了一个通电的稿子。

  我仔细看了数遍,改了数处,因为此时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当中,说话无偏无倚方妥,而吴先生代拟之稿,则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调停者的口气。这个电稿左改右改,唯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为十分妥当,而后发出。但汪精卫仍是极不高兴。等我回到郑州,他即来电报骂我。后来我才知道汪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个第一,若不恭维他是第一,不说他应高高站在蒋、胡之上,叫蒋、胡全受他的支配,则他必不高兴,必要相骂。这就是所谓“领袖欲”。这毛病不但可毁自己,亦可毁国家。我当时旨在调停纷争,故对于他的电骂,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许多朋友在花园饭店开一盛大欢迎会。我讲演的题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为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都说我们赤化,南赤就是蒋介石,北赤就是冯玉祥。我说,诚如所言,我们是赤化了,哪里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们何处赤化了?接着吴稚晖先生也以“紫气东来”为题,说了一回欢喜高兴的话,当即与蒋先生联名,共发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

  此时我看清了一点,就是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等军阀依旧保有相当实力,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倘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趁着宁汉分裂的时候,重振旗鼓,大举袭来,则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击。因此我一面赶着从徐州返回河南,作一切必要的布置,一面仍继续连电劝告宁汉两方,消释意见,团结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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