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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4)


  由于城中街市的不清洁,急要提倡扫除,以重卫生。此事得各方面赞成。俄顾问谈及他们国内凡公益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参加,收效较多。我赞成他所说的,于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马。我们俩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人家见我们如此,也都热心地动手。这样的大扫除曾举行数次。我的希望是能将街上垃圾污秽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为有用,一举两得,并人人经常办此。可是后来看见臭水沟和店铺里后院,依旧污秽堆积,并未因此而保持长久的清洁。这也许是我们计划不周,办法不好,也许是我国社会积习太深,不易革新的缘故。

  长安被围之时,军民各界饿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则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与于先生商议,筑一大坟,将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将昔日第十师义地扩大范围,将国民联军此回因守城及解围而阵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时开一盛大追悼会,宣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事。以后每逢纪念日,即往祭祀;清明节我亲率官兵上坟添土,以示生共患难死不相忘之义。又建一大碑,说明西安解围的经过。本来还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价亦已讲好,只以经济拮据,军事亦太紧张,终未得愿。

  有一位胡兰生大夫,原在上海行医,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师的老同学。在五原誓师的时候,医药方面过于缺乏,浦化人和我谈及,说胡先生内外科都好,愿自备盘缠并携医药器物,到我们部队中来随军服务。对此至仁至义之举,我极表欢迎,当即电约。及至胡先生赶到包头,不巧正碰上张作霖对韩复榘“送客”的时候。他人地生疏,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结果把所携医学器具,完全丢光,长途步行,来到西安。因为劳顿过度,一到西安,即患伤寒病,热度极高,鼻孔流血,卧在医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总以鲜花相送,以表敬佩挂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他为献身革命,效忠祖国,不惜破家荡产,万里绕道相投,不为名,不为利,定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受罪。当其脱险到军之初,犹力疾每日为官兵诊病,及至病得沉重时候,日夜呓语,仍是挂念着官兵的伤病,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现在已任中央军医署署长之职,当更能为国献其所长了。

  又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庙中养息。他在民元革命时,曾为云南护国军营长,速成三班学生。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他。

  有张凤翙者,民三时我过此,他正为陕西督军,曾为陕西议员,是一位老革命党。这回我到西安,特意访请他出来,给以高等顾问名义,希望他可以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数日,即不辞而别(某日约同阅兵,找之已走),潜赴山西运城。我想定是受政客们的挑拨,以我们这里为太左太红,背地里拿话恫吓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诚请他出来,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无法向他解释。

  甘肃省党部一面和当地的军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们自己内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谓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捣乱,纠纷层出不穷。我在西安时,他们常来告状,我唯有下工夫为之调处。把甲方请了来,谈一回;又把乙方请来,谈一回,总是劝他们消释偏见,以大局为重。有的还以我的话为然,有的则当着面就和我辩驳起来,说什么斗争到底决不妥协的话。我说对敌人应当斗争到底,不能妥协,对自己人为什么不可以让步?他们把原则完全用错了,徒为意气之争,然而他们总不悔悟。

  随着军事的进展,党派的纠纷,已经普遍地从内部的酝酿,而日益表面化。当我离开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汉方面来电,说他们发现西安共产党部发出的宣言,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并不知道西安有所谓共产党省党部,很觉得纳罕。把省党部的负责人请来问问,他们也不知道。在陕西省党部中,刘伯坚是共产党,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我也是个刚上跳板的国民党。党部里面种种明争暗斗,我虽不明白其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形,但我知道显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样闹下去,将来必定会出大乱子,而影响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时时刻刻以此为忧。不久省党部与所谓西安共产党部,各发宣言,都说得乱七八糟。我一再地劝告,我说中央并没有叫我们这样做,若闹出事来,该谁负责?我以为党员的行动,应以中央的命令为准绳,中央无此命令,而轻举妄动,自起纠纷,即无异替军阀们做了工作。

  一天,又听到许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国际歌》。青年们到外国一趟,即将其所见闻的新奇东西搬回本国来,却不问于中国是否适合。英美留学生搬了些瓷盆、瓷马桶、钢琴、沙发回来,苏俄留学生搬不着这些物质的享用,即把《国际歌》之类搬来。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和我说道:“我是第三国际代表,我来中国,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亦与第三国际无关。”一再地要我查明事实真相,禁唱此类歌曲,免得对他起误会。人家真正第三国际的代表对我们的革命是这样的态度,而我们一知半解的青年,却定要那个干法,乌斯马诺夫的话,我极其佩服。我将这番意思一再地告诉大家,但也无效。

  在潼关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最先提出这口号的是唐孟潇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他长篇大论讲演,言辞富于煽动力,许多朋友都从而附和。我总觉得不是味道。刚刚还是一致拥蒋,转过脸来,就是倒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目前正是军事紧急的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现在孙、张、吴、褚之类还保有着他们的实力。奉军在平汉、陇海线张牙舞爪,急图卷土重来。

  我们的境况如此之困,反动势力尚是如此强大,我们革命阵容内兢兢业业、团结一致,犹虞不足,岂容再有分裂?于是我和他们说:“我和蒋先生,不如你们和他的关系深,历史久;但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竟是什么道理?你们说出了道理,我也赞成,否则,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同时薛子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与刘伯坚等力争。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见我们态度如此,没有再开口,不久就走了。

  国共分家开始了,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也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事波动到我们这边,人人都感惶惑与不安。比如黄少谷,原是李大钊先生介绍来我处的,他就极力表明,说自己虽是李所介绍,但并不是共产党,请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军中当听主官的话,不可随人做主,也不要轻听谣言,自己扰乱自己。此事关系太大,万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必得明白了底细,而后再作区处。如此三翻四覆地说,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指挥前方军事,并检阅陆续开拔的部队。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万不可自己捣乱云云。散后我即回文庙中批阅文电。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

  “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

  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肆意诋毁,热心和勇气真是有的,他说:

  “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

  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还满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调,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这样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么叫做军队的纪律,什么叫革命的纪律,完全凭着血气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识,胡冲乱闯。真使我难过痛心。翌日在文庙外空场中举行朝会,官兵以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都在场,我于讲话时节着重于解释所谓“平等”两字的意思。我说:

  “一个兵身高四尺,另一个兵高有五尺,是否应当截长补短,以求平等?(有些兵们不明白意思答曰“应当”!)骑兵骑马,步兵步行,辎重兵还要担驮东西,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马卖了,一律步行,或是大家都该骑马,以求平等?(兵们也答“对的”!)长官用脑,日夜策划,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说怎么办?是应该都用脑策划,是应该都要休息?职责所司不同,团体必有纪律,革命不是作乱,不可以平等之类名词挑拨感情,不然,什么也不要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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