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86)_陈寅恪

八六

　　◆第六章　古题乐府

　　李公垂作《新题乐府》，微之择和之，乐天复扩充之为五十首，遂成有唐一代诗歌之名著。今公垂之作不可见，自难评论。然《白氏长庆集》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苦教短李伏歌行”句，乐天自法云：

　　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则公垂之作，当不及乐天，可以无疑。微之所作，见于《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者，共十二首，亦多不如乐天所赋。寅恪别为一章，合元白所作而专论之，兹可不涉及也。

　　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祈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傥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关于此义，寅恪已于《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诸章阐明之，兹亦可取用参证，即所谓比较之研究是也。

　　微之赋《新题乐府》，其不及乐天之处有二：一为一题涵括数意，则不独词义复杂，不甚清切，而且数意并陈，往往使读者不能知其专主之旨，注意遂难于集中。故读毕后影响不深，感人之力较一意为一题，如乐天之所作者，殊相悬远也。二为造句遣词，颇嫌晦涩，不似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几如自然之散文，却仍极富诗歌之美。且乐天造句多以三七言参差相间杂，微仿《古乐府》，而行文自由无拘牵滞碍之苦。微之所赋，则尚守七言古体诗之形式，故亦不如乐天所作之潇洒自然多矣。夫微之作品此二病，若无乐天作品存在，似亦难发现。若取二人所作同一题目比较观之，则相形见绌，浅学犹能预知，岂深知甘苦工于为诗之微之，而不自知耶？既知之，而欲改创以求超胜，是殆微之于其元和十二年（《元氏长庆集》卷二三《古题乐府·序》下自注“丁酉”二字。寅恪按：丁酉为元和十二年）即乐天于元和四年赋《新乐府》后之八年，《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时之心理。读元诗者，苟明乎此，始可评论及欣赏今传世之《元氏长庆集》卷二、卷三中《古题乐府》诗十九首也。

　　兹先节录《古题乐府·序》之有关解释者于下，其序略云：

　　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诗歌之异。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参《新乐府》章）。予少时（寅恪按：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岁，其作《新题乐府》若在元和四年，亦已三十一岁，相距不过八年，少时二字不可拘泥也）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

　　微之于《新题乐府》，既不能竞胜乐天，而借和刘猛、李余之《乐府古题》之机缘，以补救前此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即不改旧时之体裁，而别出新意新词，以祈追及乐天而轶出之也。故其自序之语最要之主旨，则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及“咸有新意”与“虽用古题，全无古义”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等语。然则微之之《新题乐府》，题意虽新而词句或仍不免袭古。而《古题乐府》，或题古而词意俱新，或意新而题词俱古。其综错复杂，尤足以表现文心工巧之能事矣。故微之之拟古，实创新也。意实创新而形则袭古，以视《新题乐府》之形实俱为一致，体裁较为单简者，似更难作。岂微之特择此见其所长，而以持傲其诗敌欤？请略举其最佳之数首以为例证如下：

　　凡《古题乐府》十九首，自《梦上天》至《估客乐》无一首不只述一意，与乐天《新乐府》五十首相同，而与微之旧作《新题乐府》一题具数意者大不相似。此则微之受乐天之影响，而改进其作品无疑也。十九首中虽有全系五言或七言者，但其中颇多三言五言七言相间杂而成，且有以十字为句者，如《人道短》之“莽卓恭显皆数十年富贵”及十一字为句者，如《董逃行》之“尔独不忆年年取我身上膏”之类，长短参差，颇极变错之致。复若《君莫非》及《田野狐兔行》，则又仿古，通篇全用四言矣。故读微之《古题乐府》，殊觉其旨趣丰富，文采艳发，似胜于其《新题乐府》。举数显著之例，如《梦上天》云：

　　来时畏有他人上，截断龙胡斩鹏翼。
　　茫茫漫漫方自悲，哭向青云椎素臆。
　　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
　　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

　　微之于仕宦之途，感慨深矣。又如《董逃行》云：

　　董逃董逃人莫喜，胜负相环相枕倚。
　　缝缀难成裁破易，何况曲针不能伸巧指，欲学裁缝须准拟。

　　破坏易而建设难，无其道而行其事。此诗所言若此，今日吾人读之，心中将如何耶？又如《夫远征》云：

　　远征不必戍长城，出门便不知死生。

　　及《田家词》云：

　　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诸句，皆依旧题而发新意。词极精妙，而意至沉痛。取较乐天《新乐府》之明白晓畅者，别具蕴蓄之趣。盖词句简练，思致委婉，此为元白诗中所不多见者也。

　　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人道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颇疑此篇与微之并世文雄如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诸公之论有所关涉。盖天人长短之说，固为元和时文士中一重要公案也。《河东先生集》卷一六《天说》略云：

　　韩愈谓柳子曰，吾为子言天之说，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柳子曰，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其间耶？

　　《刘梦得文集》卷一二《天论》三篇（参《柳河东集》卷三一《答刘禹锡〈天论〉书·序》）略云：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相异，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予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其上篇略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余故曰，天与人交相胜尔。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耶？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韩柳刘三公之说甚悉，今不能具引，唯取刘论上篇稍详录之，以其为唐人说理之第一等文字也。至韩柳之说，则文人感慨愤激之言也。微之《人道短》一篇，畅论天道似长而实短，人道似短而实长。其诗中：

　　天既职性命，道德人自强。

　　之句，则与梦得“天之道在生植，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似有所合，但紬绎：

　　赖得人道有拣别，信任天道真茫茫。若此撩乱事，岂非天道短，赖得人道长。

　　之结论，则微之自别有创见，貌似梦得为说理之词，意同韩柳抒愤激之旨，此恐非偶然所致，疑微之于作此诗前得见柳刘之文，与其作《连昌宫词》之前亦得见乐天《新丰折臂翁》昌黎《和李正封过连昌宫七》绝受其暗示者相似（参《连昌宫词》章及《新乐府》章《新丰折臂翁》篇所论）。考微之与柳刘往来不甚频密，则远道寄文之可能不多。然微之于元和十年春曾与柳刘诸逐臣同由贬所召至长安。又于元和十年至十二年间在通州司马任内尝以事至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兴元。兴元者，西南一大都会，而文士萃集之所也。柳刘文名高一世，天人之说尤为奇创，自宜传写流布于兴元。是微之于元和十年至十二年之间，在长安与兴元两地，俱有得见柳刘二公《天论》与《天说》之机缘也。微之《古题乐府》为《和梁州进士刘猛、李余》而作，梁州即兴元，或者微之在梁州之日，曾得窥见柳刘之文，遂取其意旨加以增创以成此杰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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