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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釆诗官

  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策林》第六十九目《采诗以补察时政》(参同卷《策林》第六八目《议文章》,前总论已引)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同集卷三〇《进士策问五道》(元和三年为府试官)之第三道云:

  问,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

  寅恪按:上引二文皆乐天于元和四年赋《新乐府》以前所作,可知乐天于复古采诗之意,盖蓄之胸中久矣。

  《白氏长庆集》卷一《读张籍古乐府》略云: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
  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
  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

  同书同卷《寄唐生》诗云: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同书卷二八《与元九书》略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贵。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寅恪按:乐天之《新乐府》与文昌之《古乐府》,其体制虽有不同,而乐天推许文昌《古乐府》,则曰“未尝著空文”。自诩其《新乐府》,则曰“篇篇无空文”。是此一要义,固无差别也。又乐天于文昌《古乐府》则曰“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自述其作乐府之本志,则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即其“采诗”“讽谏”之旨意也。《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

  《南部新书》癸卷云: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寅恪按:后世摹仿全部《新乐府》之诗,如胡杨之徒所作,均不显著流传。若清高宗之拟作,则更可不置论矣。

  复次,乐天作《新乐府》之义旨,非难附和承袭,而其作《新乐府》之才艺,则旷世不一见者也。苟无其才艺之实,徒揭其义旨以自高,则不胜其虚诞之弊矣。

  《南部新书》庚卷云: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赋,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寅恪按:李珏以讥讽时事为元和体诗之病(见《唐语林》卷二“文学”类“文宗欲置诗学士”条),恐非绝无依据之言。故论《新乐府》竟,并附录末流摹拟之弊于此,以供效颦者之鉴诫(见校补记第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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