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18)_陈寅恪

一八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云：

　　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三岁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师。

　　又《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云：

　　九年三月辛酉以太子少傅郑余庆检校右仆射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书同卷（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四）又云：

　　冬十月丁巳以刑部尚书权德舆检校吏部尚书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七《题诗屏风绝句并序》云：

　　十二年冬微之犹滞通州，予亦未离湓上（诗略）。

　　据此可知微之自元和十年六月至十二年冬，皆在山南西道区域。兴元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郑权俱为当时之文儒大臣，而载之尤负盛名。微之之能久留兴元，要非无因。且通州即在山南西道管内，故微之因病求医，得至其地。若连昌宫所在之寿安县，则隶属河南道。微之非有公务，不能越道境而远游。今既无微之奉使越境之事，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一年或十二年暮春之证也。

　　第二说　淮蔡平后作

　　《连昌宫词》既不能作于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暮春，即不作于淮蔡用兵之时。元和纪年凡十五岁，宪宗暴崩于十五年正月庚子（见《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等），则仅十三年十四年暮春，与此诗之著作有关。复依前例条，辨之于下：

　　（丁）元和十三年暮春

　　《白氏长庆集》卷二六《三游洞序》云：

　　平淮西之明年（即元和十三年）冬，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授虢州长史。又明年（即元和十四年）春祗命之郡，与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翌日（即三月十一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即三月十二日）将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七载《七言十七韵诗赠微之·序》云：

　　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澧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三游洞序言，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微不同），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

　　据此，则微之虽于元和十三年冬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至十四年春，始下峡赴新任。则十三年暮春仍在山南西道管内，无由得至寿安，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三年暮春之证也。

　　（戊）元和十四年暮春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十四年，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

　　《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云：

　　末召拜膳部员外郎。

　　寅恪按：宪宗崩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微之于十四年已由虢州长史征还长安，为膳部员外郎，则《连昌宫词》之作，似即在元和十四年暮春，自通州赴虢州，就长史新任，便道经过寿安之时。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云：

　　河南道河南府寿安县，东北至府七十六里。

　　同书卷六云：

　　河南道虢州，东至东都四百五十里。

　　是微之未至虢州之前，必先经东都。而东都与寿安，仅七十六里之隔，便道经行，亦颇意中之事。北地通常桃花开放之时，约值旧历清明节时。唐孟棨《本事诗》崔护“人面桃花”之句，为世所习知，其所谓“去年今日”即清明日也。然考是年清明在三月三日（此系据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未知与当时实用之历如何？即使不同，要不过相差一二日，与本文论证之主旨无关也），微之发夷陵时，已为三月十二或十三日，据《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卷一三云：

　　夷陵郡南至江陵水路二百三十七里。

　　江陵郡北至襄阳郡四百四十五里。

　　又同书卷一七七《州郡典》卷七云：

　　襄阳郡去东京八百五十七里。

　　今复加计自东京至寿安七十六里，共为一千六百一十五里。纵唐代里度较今略短，又微之行程较前元和十年由唐州至长安由长安至通州二役为迅速，然亦非四月初不能到寿安，是距清明已一月之久，恐不及见连昌宫墙头千叶桃落红簌簌之状矣。且元和十四年二月宪宗平定淄青最为当时一大事，《通鉴》卷二四一《唐纪·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条”（参阅《旧唐书》卷一二四、《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等）云：

　　元和十四年二月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己巳李师道首酉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据此，微之即行色匆匆，所经过之大都邑如洛阳等，似不能不稍作淹留，与当地官吏及平生亲故相见，因从得知平齐消息。《连昌宫词》若适作于是年暮春，则虽不必如刘梦得《平齐行》（《刘梦得文集》卷一五）之夸大其事，亦不能仅叙至淮西平定而止，绝不道及淄青一字。于此转得一强有力之反证，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十四年暮春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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