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3)_陈寅恪

三

　　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云：

　　予友李公垂，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今《白氏长庆集》卷三卷四所载《新乐府》五十首，即因公垂、微之所咏而作也。其所以使李氏心伏者，乃由当时文士各出其所作互事观摩，争求超越，如《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云：

　　旬月来多乞病假，假中稍闲，且摘卷中尤者，继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

　　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

　　据上所论，则知白、陈之《长恨歌》及《长恨歌传》，实受李、元之《莺莺歌》及《莺莺传》之影响，而微之之《连昌宫词》又受白、陈之《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影响。其间因革演化之迹，显然可见。兹释《长恨歌》，姑就《莺莺歌》及《莺莺传》与《长恨歌》及《长恨歌传》言之，暂置《连昌宫词》不论焉。

　　据《莺莺传》云：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此节上已引）。

　　贞元何年，虽阙不具。但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即改元永贞，是传文之贞元岁，绝非贞元二十一年可知。

　　又《莺莺传》有：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

　　之语。则据《才调集》卷五微之《梦游春七十韵》云：

　　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
　　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
　　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萝附。
　　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

　　《韩昌黎集》卷二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

　　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及《白氏长庆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同）云：

　　年二十四，试判入四等，署秘省校书。

　　是又必在贞元十八年微之婚于韦氏之后（微之此时年纪，即一十四），而《莺莺传》复有：

　　自是绝不复知矣。

　　一言，则距微之婚期必不甚近，然则贞元二十年乃最可能者也。又据《长恨歌传》略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乐天因为《长恨歌》。

　　此则《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作成在《莺莺歌》及《莺莺传》作成之后。其传文即相当于《莺莺传》文，歌词即相当于《莺莺歌》词及会真等诗，是其因袭相同之点也。至其不同之点，不仅文句殊异，乃特在一为人世，一为仙山；一为生离，一为死别；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别，俱可称为超妙之文。若其关于帝王、平民（莺莺非出高门，详说拙著《读〈莺莺传〉》），贵贱高下所写之各殊，要微末而不足论矣。复次，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其详俟于《论〈连昌宫词〉》章述之），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乐天于“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吾《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语，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学史者可无疑矣。

　　又宋人论诗，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俱推崇杜少陵而贬斥白香山。谓乐天《长恨歌》详写燕昵之私，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无礼于君。喜举老杜《北征》诗“未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一节，及《哀江头》“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一节，以为例证。殊不知《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见拙著《读〈莺莺传〉》）。如魏、张之妄论，真可谓“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也。又汪立名驳《隐居诗话》之言（见《汪本》卷一二）云：

　　此论为推尊少陵则可，若以此贬乐天则不可。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自与《北征》诗不同。若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着落矣。

　　是以陈鸿作传为补《长恨歌》之所未详，即补充史才议论之部分，则不知此等部分，为诗中所不应及，不必详者。然则汪氏不解当日小说体裁之为何物，犹有强作解事之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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