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2)_陈寅恪

二

　　又《唐宋诗醇》卷二二云：

　　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不必另作收束。

　　初视之，其言似皆甚允当。详绎之，则白氏此歌乃与传文为一体者。其真正之收结，即议论与夫作诗之缘起，乃见于陈氏传文中。传文略云：

　　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此节诸语正与元氏《莺莺传》末结束一节所云：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适相符合。而李氏之《莺莺歌》，其诗最后数语亦为：

　　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
　　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语字从董解元西厢本，他本作路。）

　　然则《莺莺歌》虽不似《长恨歌》之迷离恍惚，但亦不用所谓收结者，其故何耶？盖《莺莺传》既可谓之《会真记》（见拙著《读〈莺莺传〉》，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一分。今附于第四章后），故《莺莺歌》亦可谓之《会真歌》。《莺莺歌》以“与郎相见”即会真结（会真之义与遇仙同，说详拙著《读〈莺莺传〉》），与《长恨歌》以长恨结，正复相同。至于二诗之真正收结，则又各在其传文之中也。二诗作者不同，价值亦异，而其体裁实无一不合。盖二者同为具备众体之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也。后世评《长恨歌》者，如前所引二例，于此全未明了，宜乎其赞美乐天，而不得其道矣。

　　更取韩退之小说作品观之（详见拙著《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如《韩昌黎集》卷二一《石鼎联句诗序》，即当时流行具备众体之小说文也。其序略云：

　　二子（侯喜刘师服）因起谢曰：“尊师（轩辕弥明）非世人也，其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论诗。”道士奋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谓刘曰：“把笔来，吾与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为八句。书讫，使读。读毕，谓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齐应曰：“就矣。”

　　寅恪按：此八句四十字，即《石鼎联句诗序》之末段。其词云：

　　全胜瑚琏贵，空有口传名。
　　岂比俎豆古，不为手所拯。
　　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
　　愿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此篇结句“此物”二字，即“石鼎”之代称。亦正与李公垂之《莺莺歌》，即《会真歌》之“与郎相见”，白乐天《长恨歌》之“此恨绵绵”，皆以结局之词义为全篇之题名，结构全同。于此可以知当时此种文章之体制，而不妄事评赞矣。复次，洪氏《韩公年谱》云：

　　或谓轩辕寓公姓，弥明寓公名，盖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刘侯虽皆公门人，然不应讥诮如是之甚。且言弥明形貌声音之陋，亦岂公自词耶？而《列仙传》又有《弥明传》，要必有是人矣。

　　朱子《韩义考异》云：

　　今按此诗句法全类韩公，而或者所谓寓公姓名者。盖轩辕反切近韩字，弥字之意又与愈字相类，即张籍所讥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者也，故窃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声音之陋，乃故为幻语，以资笑谑，又以乱其事实，使读者不之觉耳。若《列仙传》，则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着之，尤不足以为据也。

　　寅恪按：朱子说甚谛，其深识当时文章体裁，殊非一般治唐文者所及。故不嫌骈赘，并附于此，以资参校。

　　何谓文人之关系？《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云：

　　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元白二人作诗，相互之密切关系，此数语已足以尽之，不必更别引其他事实以为证明。然元白二人之作诗，亦各受他一人之影响，自无待论。如前引《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每被老元偷格律”句，乐天自注云：

　　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

　　又“苦教短李伏歌行”句，自注云：

　　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盖《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略云：

　　五年春，微之左转为江陵士曹掾。仆职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诗一轴致于执事，凡二十章，欲足下在途讽读。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皆得作者风。岂仆所奉者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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