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05)_陈寅恪

一〇五

　　又检黄石斋【道周】《黄漳浦集·二六·陈绣林墓志》略云：

　　乙卯举于乡，甚为高阳公【原注：“洪思曰，孙文介公慎行，高阳人。”寅恪案：洪思事迹可参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一》“龙溪洪阿士名思，黄石斋先生高弟”条】所知。其时欲改公铨部【寅恪案：此时陈所闻官工部屯田司主事】，孙文介【原注：“谓孙尚书惧行也。”】方任严疆，欲得公在枢部。事未决，会公丁艰归。

　　可知卧子之父绣林，曾一度有为兵部主事之可能，而未成事实。“枢”“机”两字义同，可以通用。故“枢部”即“机部”。兹有一端不可不辨者，即石斋以孙承宗之谥为“文介”，乃下笔时误记。实则承宗为高阳人，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经略蓟辽。【见《初学集·四七·孙公行状》及《明史·二百五十·孙承宗传》。】慎行为武进人，卒谥文介。始终未尝官兵部尚书，亦未任宰相，且绝不能以著籍武进之人，而任应天主考，考取华亭之陈所闻为举人之理。【见《明史·二四三·孙慎行传》。】石斋偶尔笔误，未足为异，然洪氏不特不为改正，又从而证实之，竟以承宗为慎行，可谓一误再误。甚矣！读书之难也。因恐世人以洪氏与石斋关系密切，注释石斋之文，必得其实，故为附辨之如此。

　　观河东君此札推重卧子如此，而卧子不能与河东君结合之事势，已如前论，当亦为然明所深知。然则卧子既难重合，象三又无足取，此时然明胸中，必将陈、谢两人之优劣同异互相比较，择一其他之人，取长略短，衡量斟酌，将此条件适合之候补者推荐于河东君。苦心若是，今日思之，犹足令人叹服！由此言之，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九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深以为憾。又于崇祯元年戊辰四十七岁时，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失败，且因此获谴，终身愤恨。然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十九岁时，与陈子龙、谢三宾争河东君，竟得中选。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泄息矣。牧斋此时之快意，可以想见也。俟后论河东君过访半野堂时详论之。

　　复次，河东君此札中所谓“纤郎”果为谁耶？前引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牍小引》已言其所谓“女史纤郎”，当即王修微。兹请更详证之。《春星堂诗集·五·遗稿·西湖纪游》【寅恪案：据厉鹗《湖船录》称此文为《西湖曲自序》】云：

　　复于西泠绪【？】纤道人净室旁，营生圹。玄宰董宗伯题曰：“此未来室也。”陈眉公喜而记之。

　　检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七·微道人生圹记》略云：

　　修微，姓王，广陵人。生圹成，眉道人为之记。

　　故“纤道人”之为王修微，绝无疑义。修微名微，复字修微。“纤”“微”二字同义，可以通用。“纤郎”当是修微曾以此为称也。【寅恪后见王国维《题高野侯藏汪然明刻本柳如是尺牍（七绝）三首》之一云：“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足征观堂先生之卓识也。】兹成为问题者，河东君此札，林天素《小引》及然明《西湖曲自序》，何以皆不称“修微”为“微道人”或“草衣道人”等别号，而称之为不经见之“纤郎”耶？牧斋《列朝诗集·闰·四》选修微诗。朱竹垞【彝尊】《明诗综·九八·妓女类》亦选修微诗。朱氏所作《修微小传》云：

　　初归归安茅元仪，晚归华亭许誉卿，皆不终。

　　竹垞所言，必有依据。但牧斋则讳言其初归茅止生。又讳言其归许霞城而不终。《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载《茅止生挽诗（七绝）十首》，当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夏间。修微之脱离止生，必更远在其前也。西园老人【寅恪案：李延昰，字期叔，号辰山。亦号放鹇道者。“西园老人”乃其又一别号也】《南吴旧话录·一八·谐谑类》云：

　　许太仆往虞山候钱牧斋。归与王修微盛谈柳蘼芜近事【原注：“蘼芜故姓杨，字蘼芜。云间妓也。能诗。嫁虞山钱牧斋。”】，忽拍案曰：“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手中。”修微哂之曰：“此易解。恐蛮府参军追及耳。”

　　【寅恪案：此条后附嘉定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有句云“有情有韵无蛮福”。其下原注：“修微尝谓余有一种死情。是日公实诉余，修微尝呼之为‘许蛮’，故戏之。”】

　　寅恪案：修微之归许霞城，虽不知在何年？然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牧斋作此语，在崇祯十三年冬间，可知此时修微已早离茅元仪，而归于许誉卿矣。前引《南吴旧话录》中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其《序》亦云：

　　与修微离合因缘，见之古律词曲，皆有题署。独七言绝句，多亵猥事，既嫁之后，遂杂入《无题》。不欲斥言其人，以避嫌也。

　　可知当时通例，名姝适人之后，诗文中词旨过涉亲昵者，往往加以删改，不欲显著其名。盖所以避免嫌疑。前引然明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七律）一首，即是其证。河东君此札，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牍小引》及汪然明《西湖曲自序》，皆称王修微为不经见之“纤郎”或“纤道人”，而不显著其姓氏及字号者，盖皆在修微适人以后之作，而辞旨所涉，殊有避免嫌疑之必要也。

　　《尺牍》第二十六通至二十九通皆是河东君崇祯十三年庚辰首夏至孟秋之间所作。河东君于此年春间在杭州与谢象三绝交发病，至嘉兴养疴，因住禾城逾月。其后移居吴江盛泽镇，欲待然明之晤谈。当是以其地不便相晤，遂买棹至垂虹亭相候，而然明不果赴约。河东君以盛泽镇不可久留，急待与然明面谈，竟不俟其来访，而先至杭州。岂知然明此时尚在徽州，于是不得已改往松江，入居横云山。然其病仍未痊愈。及闻然明已归杭州，乃函约其到横云山相晤。

　　河东君于七月得然明复书，谓以家事不能往晤。故约其在秋末会于西湖也。至第三十通乃河东君到虞山以后所作。作此函时，已在牧斋家中。河东君之身世，于此始告一结束矣。由此观之，崇祯十三年首夏至孟秋间所作之尺牍，实为河东君身世飘零、疾病缠绵、最困苦时间之作品。若能详悉考证其内容，并分析其与然明之密切关系，则钱、柳因缘之得如此成就，殊为事势情理之所必致者也。兹择此四通中有关者，略诠释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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