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24)_陈寅恪

二四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归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羼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杯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有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三六》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复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彦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字。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尤为密切。【见《初学集·五一·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尺牍·一·与冯秋水札》云：“西浙俊髦，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五·范骧传》、杜登春《社事始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七》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一》等。】《有学集·四六·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授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十·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
　　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卷搜取修罗宫。
　　山妻按谱自溲和，瓶盎泛溢回东风。
　　世人酺糟歠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
　　昔年尝酒别劲正，南熏独数松圆翁。【“熏”误。注本作“董”，是。】
　　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
　　【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十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六·周征君墓幢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四四·叹誉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

　　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公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全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倡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约自崇祯五年壬申起，最迟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

　　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酬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兹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二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几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倡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四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蓠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村【祗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之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类，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

　　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二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二十四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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