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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2)


  蔡东藩在辛亥革命前著过什么书,我们还不知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写了一部《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题“古越蔡郕著述,邵希雍评校”。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人,是蔡东藩的好友。蔡在此书自序中说:

  邵君廉存,予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尝以稿示予。阅其文,磊落有奇气,假借文字,陶铸国魂,予语之曰:“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后,风行全国,岁销以万计。本年夏,予游闽中归,与邵君道故。邵君拟再著《中等论说文范》一书,苦事烦,不遑赓续,属予成之。予不文,学识又谫陋,当以未能谢。秋初,又以书见招,再三敦勉,觉无可却。甫属稿,而三户闻已兴起矣。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前此老师宿儒,终日咿唔案下,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谓之盲瞽学也可。之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隶性者也。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这篇序文,说明了他和邵希雍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对文字的主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情况。邵希雍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做一序,亦有所说明。序云: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子无诮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属余评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附以总评,缀以眉批,并加圈点。

  蔡东藩和邵希雍的交谊,从这两篇叙文中充分得到反映。蔡之所以能和会文堂发生关系,主要由于邵的介绍。武昌起义后不久,邵希雍逝世,会文堂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请蔡为他修改。这样,蔡和会文堂的关系益趋密切,至一九一六年,他的《清史演义》就问世了。从《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中,可以了解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曾经欢欣鼓舞地歌颂的,可是过了四、五年以后,他失望了,政治热情冷落了。自从写了《清史演义》为社会所欢迎后,他对写演义的兴趣逐渐浓厚。但他毕竟是个爱国的人,有时也在演义中发发牢骚,聊以自慰。他家有藏书,也搜集报纸材料。他博学能文,动笔很快,差不多大半年写一部书。记得他编书时每月从临浦邮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从邮局取回几十元稿费,这种低廉的稿费,替会文堂换来了大量的财富。到一九三五年全书铅印时,那时蔡东藩还健在,会文堂就没有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种演义之前,写了一篇与本书不相干的序言。卢冀野甚至于连蔡东藩作书的先后次序也不细看,当他是从古代开始,顺序写到民国的。书店老板对于作者的无视,实在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蔡东藩的家乡临浦镇沦陷了,他离开家乡,辗转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春,这位给我们留下五百万字历史演义的作者,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便与世长辞了。

  关于《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应该怎样估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本书的编制体例

  《中国历代演义》是《三国演义》那一类的历史演义,说得更具体些,是毛宗岗改本《三国志演义》那一类体裁的演义,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这些批和注,都是蔡东藩一手写成的,他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集于一身。

  从正文说,廿四史头绪纷繁,要写成一部联贯的长篇演义,是不容易的。特别像两晋时期前后有十六国,五代时期出现了十国,事情很零碎,很难贯串。蔡东藩的办法,是以历代王朝兴亡为主,每一朝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记述一代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也涉及经济、文化,而以人物活动来体现。这中间,当然属于帝王将相的事情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居多数。对当时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对外斗争,根据旧史,大多涉及。至于写农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他和旧史记载一样,是站在统治集团一方面的。凡是讲到一个重要人物,他必举出他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大致述及其为人,有所褒贬。作为历史知识讲,这1040回、500多万字的演义,内容是够丰富的,叙述是有系统的;至于全面、正确,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就文字而论,比较通俗;但融化旧史文字,仍不免有艰深之处。

  批注是帮助读者理解史事的,大至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解释名词或说明史事前后关系的。如《南北史演义》十三回讲到十六国中的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每个名词下都注明是哪几国。此外如地名、官名、人名或年代也有一些注解。至于后事和前史有关系的,如已见前一演义,或已见本书前若干回也择要注明。这是用胡三省注《通鉴》的旧例,对读者是有帮助的。可惜这种小注,还不够多。

  第二类是对史事作一些考证,或注明史料出处的。这种注分量比较少,但对读者有启发。

  第三类是专为批评演义内容是非,或故为惊人之笔,或提醒读者注意的,这一类分量最多。如《唐史演义》第廿七回,讲到张公艺书百“忍”字以进高宗一节,注云:“不没公艺。治家宜忍,治国不专在忍,王船山曾加论辩,可为当世定评。”《明史演义》第廿七回,讲郑和下西洋一节,注云:“郑和三次出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仑布。”这是对人物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于欲擒故纵,故为惊人之笔,这是小说家惯技,有时有点意思,多了就腻了。本书中有时讲到男女关系,也有些批注,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批是每一回结束后的总论,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事,有时也讲“演义”结构,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好像史论,借以抒发作者对历史的见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里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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