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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艺术


  契诃夫(Tc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珲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这是中国的礼节。他并不像我们那样的一饮而尽,却是一口一口的啜,每啜一口,吃一点东西;随后给我几个中国铜钱,表示感谢之意。这是一种怪有礼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啜,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蔼理斯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精到的意见,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

  他在《圣芳济与其他》一篇论文中曾说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耽溺)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记念为模范的高僧。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他又说过,“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更是简明的说出这个意思来了。

  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斯谛耳博士在《仪礼》序上说,“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空虚无用,如后世所沿袭者。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

  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对上海禁娼,以为妓院是中国文化所在的地方,这句话的确难免有点荒谬,但仔细想来也不无若干理由。我们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腊的“女友”(Hetaira)的韵事来作辩护,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国挟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国娶妻如西洋的宿娼,”或者不能不感到“爱之术”(Ars Amatoria)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间了。我们并不同某西人那样要保存妓院,只觉得在有些怪论里边,也常有真实存在罢了。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不过后代的人都只拿去讲章旨节旨,没有人实行罢了。我不是说半部《中庸》可以济世,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日本虽然也很受到宋学的影响,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在许多风俗上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但由道学家看来,或者这正是他们的缺点也未可知罢。

  (十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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