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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园常谈


  近来随便翻阅前人笔记,大抵以清朝人为主,别无什么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罢了。

  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序云:

  “十日之话阅者可一日而毕,阅者不烦,苟欲取一二事以订证则甚为宝重,凡说部皆如此。药方至小也,可以已疾。开卷有益,后人以一日之功可闻前人十日之话,胜于闲坐围棋挥汗观剧矣。计一生闲坐围棋挥汗观剧,不止十日也。苍生平不围棋不观剧,以围棋之功看山水,坐者未起,游者归矣。以观剧之功看杂著,半晌已数十事矣。”

  这一节话说得极好。我也是不会围棋的,剧也已有三十年不观了,我想匀出这种一点工夫来看笔记,希望得到开卷之益,可是成绩不大好,往往呆看了大半天,正如旧友某氏说,只看了一个该死。我的要求本来或者未免稍苛亦未可知,我计较他们的质,又要估量他们的文。所以结果是谈考据的失之枯燥,讲义理的流于迂腐,传奇志异的有两路,风流者浮诞,劝戒者荒谬,至于文章写得干净,每则可以自成一篇小文者,尤其不可多得。我真觉得奇怪,何以中国文人这样喜欢讲那一套老话,如甘蔗滓的一嚼再嚼,还有那么好的滋味。最显著的一例是关于所谓逆妇变猪这类的纪事。

  在阮元的《广陵诗事》卷九中有这样的一则云:

  “宝应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载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同游诧为异,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妇后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见’命题云。忆元幼时闻林庾泉云,曾见某处一妇不孝其姑遭雷击,身变为彘,唯头为人,后脚犹弓样焉,越年余复为雷殛死。始意为不经之谈,今见安若此诗,觉天地之大事变之奇,真难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书之。”

  阮云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殊不可解,且当初不信林庾泉,而后来忽信成安若以至不知为谁之寺僧,尤为可笑。世上不乏妄人,编造《坐花志果》等书,灾梨祸枣,汗牛充栋,几可自成一库,则亦听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窠臼耶。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薰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

  这是大众的意志,读书人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同感的,却要保留他们的优越,去拿出古人说的本不合理的“神道设教”的一句话来做解说,于是士大夫的神学也就成立了。民间自有不成文的神话与仪式,成文的则有《玉历钞传》,《阴骘文》,《感应篇》,《功过格》,这在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是与孔教的经有并列的资格的。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文人思想之受神道教的支配正是不足怪的事情,不过有些杰出的人于此也还未能免俗,令人觉得可惜,因此他们所记的这好些东西只能供给我们作材料,去考证他们的信仰,却不足供我们的玩味欣赏了。

  对于鬼神报应等的意见我觉得刘青园的要算顶好。青园名玉书,汉军正蓝旗,故书署辽阳玉书,生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所著有《青园诗草》四卷,《常谈》四卷,行于世。《常谈》卷一有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固宜如此。”

  又云:

  “言有鬼言无鬼,两意原不相背,何必致疑。盖有鬼者指古人论鬼神之理言,无鬼者指今人论鬼神之事言。”

  这个说法颇妙。刘本系儒家,反释道而不敢议周孔,故其说鬼神云于理可有而于事则必无也。

  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

  又一则列举其所信,有云:

  “信祭鬼神宜诚敬,不信鬼神能监察人事。信西方有人其号为佛,不信佛与我有何干涉。信圣贤教人以伦常,不信圣贤教人以诗文。信医药可治病,不信灵丹可长生。信择地以安亲,不信风水能福子孙。信相法可辨贤愚邪正,不信面目能见富贵功名。信死亡之气疠疫之气触人成疾,不信殃煞扑人疫鬼祟人。信阴阳和燥湿通蓄泄有时为养,不信精气闭涸人事断绝为道。信活泼为生机,不信枯寂为保固。信祭祀祖先为报本追远,不信冥中必待人间财物为用。似此之类不一而足,忆及者志之,是非亦不问人,亦不期人必宜如此。”

  此两则清朗通达,是儒家最好的境地,正如高骏烈序文中所说,“使非行己昭焯,入理坚深,事变周知,智识超旷,何以及此”,不算过誉,其实亦只是懂得人情物理耳,虽然他攻异端时往往太有儒教徒气,如主张将“必愿为僧者呈明尽宫之”,也觉得幼稚可笑。卷三又论闱中果报云:

  “乡会两闱,其间或有病者疯者亡者缢者刎者,士子每惑于鬼神报复相骇异。余谓此无足怪。人至万众,何事不有,其故非一,概论之皆名利萦心,得失为患耳。当其时默对诸题,文不得意,自顾绝无中理,则百虑生焉,或虑贫不能归,或忧饥寒无告,或惧父兄谴责,或耻亲朋讪笑,或债负追逼,或被人欺骗,种种虑念皆足以致愚夫之短见,而风寒劳瘁病亡更常情也,恶足怪。若谓冤鬼缠扰,宿孽追寻,何时不可,而必俟场期耶。倘其人不试,将置沉冤于不问乎。此理易知,又何疑焉。人每津津谈异,或以警士子之无行者,然亦下乘矣。犹忆己酉夏士子数人肄业寺中,谈某家闺阃事甚媟,一士摇手急止之曰,不可不可,场期已近,且戒口过,俟中后再谈何害。噫,士习如此,其学可知。”

  在“乡闱纪异”这类题目的故事或单行本盛行的时候,能够有如此明通的议论,虽然不过是常识,却也正是卓识了。卷一又有一则,论古今说鬼之异同,也是我所喜欢的小文:

  “说鬼者代不乏人,其善说者唯左氏晦翁东坡及国朝蒲留仙纪晓岚耳,第考其旨趣颇不相类。盖左氏因事以及鬼,其意不在鬼。晦翁说之以理,略其情状。东坡晚年厌闻时事,强人说鬼,以鬼自晦者也。蒲留仙文致多辞,殊生鬼趣,以鬼为戏者也。唯晓岚旁征远引,劝善警恶,所谓以鬼道设教,以补礼法所不足,王法所不及者,可谓善矣,第搢绅先生夙为人望,斯言一出,只恐释黄巫觋九幽十八狱之说藉此得为口实矣。”

  以鬼道设教,既有益于人心世道,儒者宜赞许之,但他终致不满,这也是他的长处,至少总是一个不夹杂道士气的儒家,其纯粹处可取也。又卷三有一则云:

  “余巷外即通衢,地名江米巷,车马络绎不绝。乾隆年间有重车过辙,忽陷其轮,启视之,井也,盖久闭者,因负重石折而复现焉。里人因而汲饮,亦无他异,而远近好事者遂神其说,言龙见者,言出云者,言妖匿者,言中毒者,有窥探者,倾听者,惊怪者,纷纷不已。余之相识亦时来询访,却之不能,辨之不信,聒噪数月始渐息。甚矣,俗之尚邪,无怪其易惑也。”

  此事写得很幽默,许多谈异志怪的先生们都受了一番奚落,而阮云台亦在其中,想起来真可发一笑。

  七月十八日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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