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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憨斋编山歌跋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此外还有湖上笠翁,现在且按下不表。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心史丛刊》中有一篇考,说得颇详细。佩服圣叹的人后世多有,但我想还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圣叹先生传》,圣叹死后三十五年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

  云。传末论断曰: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

  又曰:

  “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

  柴舟对于圣叹极致倾倒,至于原因则在其能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刘继庄著《广阳杂记》五卷,有两处说及圣叹。卷三讲到潘良耜的《南华会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各以类从分附七篇之后,云:

  “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潘本《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则圣叹当时印可此书可知。”

  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读杜诗,若不入蜀,便成唐丧”,后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想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

  全谢山为继庄作传,末有附识两则,其二曰:

  “继庄之才极矣,顾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极许可金圣叹,故吴人不甚知继庄,间有知之者则以继庄与圣叹并称,又咄咄怪事也。圣叹小才耳,学无根柢,继庄何所取而许可之,乃以万季野尚有未满而心折于圣叹,则吾无以知之。然继庄终非圣叹一流,吾不得不为别白也。”

  谢山虽有学问却少见识,故大惊小怪,其实这一个大不可解很易解,《广阳杂记》卷二有此两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

  茅塞儒者之心盖已久矣,此段道理本甚平实的确,然而无人能懂,便是谢山似亦不解,当时盖唯继庄圣叹能知之耳。圣叹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定为六才子,此外又取《易》《左传》等一律评之,在圣叹眼中六经与戏文小说原无差别,不过他不注重转移世界的问题而以文章秘妙为主,这一点是他们的不同而已。说到这里,冯梦龙当然也是他们的同志,他的倾向与圣叹相近,但他又不重在评点,而其活动的范围比圣叹也更为博大。说也奇怪,圣叹著述有流传而梦龙简直不大有人知道,吾友马隅卿先生搜集梦龙著作最多,研究最深,为辑墨憨斋遗稿,容肇祖先生曾撰论考发表,始渐见知于世。

  墨憨斋在文学上的功绩多在其所撰或所编的小说戏文上,此点与圣叹相同,唯量多而质稍不逮,可以雄长当时而未足津逮后世,若与圣叹较盖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但在另一方面别有发展,即戏文小说以外的别种俗文学的编选,确是自具手眼,有胆识,可谓难能矣。梦龙集史传中笑谈,编为《古今谭概》,又集史传中各种智计,编为《智囊》正续两编,此外复编《笑府》十三卷,则全系民间笑话也。今《谭概》尚可见到,后人改编为《古笑史》,有李笠翁序,亦不难得,《智囊》稍希见,而《智囊补》则店头多有,且此种类似的书亦不少,如《智品》《遣愁集》皆是,唯《笑府》乃绝不可见,闻大连图书馆有一部,又今秋往东京在内阁文库亦曾一见而已。《笑府》有墨憨斋主人序曰: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十三篇犹云薄乎云尔。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笑府》所收笑话多极粗俗,与《笑林广记》里的相似,《广记》盖即根据《笑府》而改编者,但编者已不署名,到了后来再改为《一见哈哈笑》等,那就更不行了。笑话在中国古代地位本来不低,孔孟以及诸子都拿来利用过,唐宋时也还有人编过这种书,大约自道学与八股兴盛以后这就被驱逐出文学的境外,直到明季才又跟了新文学新思想的运动而复活过来,墨憨斋的正式编刊《笑府》,使笑话再占俗文学的一个坐位,正是极有意义的事。与这件事同样的有意义的,便是他的编刊山歌了。《山歌》一书未曾有人说起,近为吾乡朱君所得,始得一读,书凡十卷,大抵皆吴中俗歌,末一卷为《桐城时兴歌》,有序曰: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令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而次及山歌。”

  案原书总题“童痴二弄”,然则其中应包含《挂枝儿》与《山歌》两种,今《挂枝儿》已佚,仅存其《山歌》这一部分耳。序中所言与刘继庄谓好唱歌为性天中之《诗》同一道理,继庄在《广阳杂记》卷四中又有一节,可以参证: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在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

  袁中郎《锦帆集》卷二《小修诗序》中亦云: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此种意义盖当时人多能言之,唯言之不难,实行乃为难耳。墨憨斋编刊《童痴二弄》,所以可说是难能可贵,有见识,有魄力,或者这也是明末风气,如袁中郎在《觞政》中举《金瓶梅》为必读书,无人见怪,亦未可知,但总之此类署名编刊的书别无发见,则此名誉仍不得不归之墨憨斋主人也。

  《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间俗歌,虽然长短略有不同,这在俗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上是极有价值的。中国歌谣研究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搜集资料常有已经晚了之惧,前代不曾有一总集遗传下来,甚是恨事,现在得到这部天崇时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还有一层,文人录存民歌,往往要加以笔削,以致形骸徒存,面目全非,亦是歌谣一劫,这部《山歌》却无这种情形,能够保存本来面目,更可贵重,至于有些意境文句,原来受的是读书人的影响,自然混入,就是在现存俗歌中也是常有,与修改者不同,别无关系。从前有人介绍过《白雪遗音》,其价值或可与《山歌》比,惜只选刊其一部分,未见全书,今朱君能将《山歌》覆印行世,其有益于学艺界甚非浅鲜矣。关于冯梦龙与《山歌》的价值,有马隅卿顾颉刚两先生之序论在,我只能拉杂写此一篇,以充跋文之数而已。

  中华民国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识于北平苦茶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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