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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庐诗草(1)


  黄公度是我所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我佩服他的见识与思想,而文学尚在其次,所以在著作里我看重《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其次乃是《人境庐诗草》。老实不客气的说,这其实还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我收藏此集就因为是人境庐著作之故,若以诗论不佞岂能懂乎。我于诗这一道是外行,此其一。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旧诗里大有佳作,我也是承认的,我们可以赏识以至礼赞,却是不必想去班门弄斧。要做本无什么不可,第一贤明的方法恐怕还只有模仿,精时也可乱真,虽然本来是假古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

  这只是个人的偏见,未敢拿了出来评骘古今,不过我总不相信旧诗可以变新,于是对于新时代的旧诗就不感到多大兴趣,此其二。有这些原因,我看人境庐诗还是以人为重,有时觉得里边可以窥见作者的人与时代,也颇欣然,并不怎么注重在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上,此诚非正宗的读诗法,但是旧性难改,无可如何,对于新旧两派之人境庐诗的论争亦愧不能有左右袒也。

  那么,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呢?我这里所想谈的并不是文学上的诗,而只是文字上的诗,换一句话来说,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考订方面的事情。我因收集黄公度的著作,《人境庐诗草》自然也在其内,得到几种本子,觉得略有可以谈谈的地方,所以发心写此小文,——其实我于此道也是外行,不胜道士代做厨子之感焉。寒斋所有《人境庐诗草》只有五种,列记如下:

  一,《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日本印本,四册。
  二,同上,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一册。
  三,同上,黄能立校,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二册。
  四,同上,钱萼孙笺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三册。
  五,同上四卷,人境庐抄本,二册。

  日本印本每卷后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本系黄氏家刻本,唯由梁君经手,故印刷地或当在横滨,其用纸亦佳,盖是美浓纸也。二十年上海印本则署“长孙能立重校印”,故称再板,亦是家刻本,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耳。高尤本加句读,钱本加笺注,又各有年谱及附录,其本文亦悉依据日本印本。这里有些异同可说的,只有那抄本的四卷。我从北平旧书店里得到此书,当初疑心是《诗草》的残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叶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

  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长二十三公分五,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但是拿来与刻本一比较,却并不一样,二者互有出入,可知不是一个本子。仔细对校之后,发见这抄本四卷正与刻本的一至六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钱萼孙笺注本发凡之十五云:

  “诗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辑为集外诗,不特多事,且违作者之意。黄先生诗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兹不另辑。”

  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诗言诗实是如此,传世之作岂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数十字一篇诗留名后世,有诗集若干卷者难免多有芜词累句,受评家的指摘。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诗以知人,则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诗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吧。黄能立君校刊后记中说,黄君遗著尚有文集若干卷,我们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后人更能了解其思想与见识,唯为尊重先哲起见,读者须认清门路,勿拿去当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抄本四卷的诗正与刻本的六卷相当,以后的诗怎么了呢?查《诗草》卷六所收诗系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止,据尤编年谱在十六年项下云:

  “先生自本年起始辑诗稿。自谓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

  又黄君有《人境庐诗草》自序亦作于光绪十七年六月,那么这四卷本或者即是那时所编的初稿也未可知。(《诗草》自序在尤本中有之,唯未详出处,曾函询尤君,亦不复记忆。钱编年谱在十七年项下说及此序,注云:

  “先生《诗草》自序原刊集中不载,见《学衡》杂志第六十期,编者吴宓得之于先生文孙延凯者。”

  诗话下引有吴君题跋,今不录。)罗香林君藏有黄君致胡晓岑书墨迹三纸,诗一纸,又《山歌》二页,老友饼斋(钱玄同)录有副本,曾借抄一通,其书末云:

  “遵宪奔驰四海,忽忽十余年,经济勋名一无成就,即学问之道亦如鹢退飞,惟结习未忘,时一拥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删存诗稿犹存二三百篇。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如兄意谓可,即乞兄抄一通,改正评点而掷还之。弟于十月可到新嘉坡,寄书较易也。”

  下署八月五日。其《寄怀胡晓岑同年》一诗,末署“光绪辛卯夏六月自英伦使馆之搔蛘处书寄”。此诗今存卷四中,题曰“忆胡晓岑”,卷末一首为《舟泊波塞》,盖是年九月作。总计四卷本共有诗二百四十七首,与书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数亦大旨相合。《饮冰室诗话》所云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翙高诸人所见《人境庐集》,事在五年后,或当别是一本,不能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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