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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的深度


  ——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

  (《层冰堂五种》之三)注陶诗的南宋汤汉是第一人。他因为《述酒》诗“直吐忠愤”,而“乱以庾诗,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故加笺释。“及他篇有可发明者,亦并注之”。所以《述酒》之外,注的极为简略。后来有李公焕的《笺注》,比较详些;但不止笺注,还采录评语。这个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止,各家注陶,都跳不出李公焕的圈子。陶澍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却是他自力的工作。历来注家大约总以为陶诗除《述酒》等二三首外,文字都平易可解,用不着再费力去作注;一面趣味便移到字句的批评上去,所以收了不少评语。评语不是没有用,但夹杂在注溜,实在有伤体例;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人诟病,也在此。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的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

  钟嵘也曾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独创。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能有充分的领会。古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用昔人注经的方法注陶,用力极勤;读了他的书才觉得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但“多义”当以切合为准,古先生书却也未必全能如此,详见下。

  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用吴瞻泰《陶诗汇注》及陶澍注本比看,本书所引为两家所无者,共《庄子》三十八条,《列子》十九条;至于引《论语》处两家全未注出,当时大约因为这是人人必读书,所以从略。这里可以看出古先生爬罗剔抉的工夫;而《列子》书向不及《庄子》煊赫,陶诗引《列子》竟有这么多条,尤为意料所不及。沈德潜说:“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杨,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照本书所引,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馀。那么,沈氏的话便有问题了。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但是渊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响多,还是受儒家影响多,似乎还值得讨论。沈德潜以多引《论语》为言。考渊明引用《论语》诸处,除了字句的胎袭,不外“游好在《六经》”、“忧道不忧贫”两个意思。这里《六经》自是儒家典籍,固穷也是儒家精神,只是“道”是什么呢?渊明两次说:“道丧向千载”。但如何才叫做“道丧”,我们可以看《饮酒》诗第二十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什么叫“真”呢?我们可以看《庄子·渔父》篇云: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真”就是自然。“淳”呢?《老子》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王弼注云:

  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陶《劝农》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不遇赋》云:“……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抱朴”也是老子的话,也就是“淳”的一面。“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又查慎行《诗评》论《归园田居》诗第四云:“先生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此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语。但本书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归空无”甚确。陶诗里实在也看不出佛教影响。

  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者,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述酒》诗“庾词”太多,古先生所笺可以说十得六七,但还有不尽可信的地方,——比汤注自然详密得远了。《拟古》诗第九怕只是泛说,本书以为“追痛司马休之之败”,却未免穿凿。至于《拟古》诗第三,第七,《杂诗》第九,第十一,《读山海经》诗第九,本书也都以史事比附,文外悬谈,毫不切合,难以起信。大约以“忠愤”论陶的,《述酒》诗外,总以《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诗,《杂诗》助成其说。汤汉说:“三良与主同死,荆轲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其实“三良”与“荆轲”都是诗人的熟题目:曹植有《三良诗》,王粲《咏史》诗也咏“三良”;阮王禹有《咏史》诗二首,咏“三良”及荆轲事。渊明作此二诗,不过老实咏史,未必别有深意。真德秀、汤汉又以《拟古》诗第八“首阳”“易水”为说;但还只是偶尔断章取义。刘履作《选诗补注》乃云:“凡靖节退休后所作之诗,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等目名其题”,二十一篇诗就全变成“忠愤”之作了。

  到了古先生,更以史事枝节傅会,所谓变本加厉。固然这也有所本,《毛诗传郑笺》可以说便是如此;但毛郑所引史实大部分岂不也是不切合的!以上这些诗,连《述酒》在内,历来并不认为渊明的好诗。朱熹虽评《咏荆轲》诗“豪放”,但他总论陶诗,只说:“平淡出于自然”,他所重的还是“萧散冲澹之趣”,便是那些田园诗里所表现的。田园诗才是渊明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的评语没有错。朱熹又说:“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这却有些对的。《杂诗》第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饮酒》诗第十六及《荣木》诗也以“无成”“无闻”为恨。但这似乎只是少壮时偶有的空想,他究竟是“少无通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人。

  钟嵘说陶诗“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应璩诗存者太少,无可参证。游国恩先生曾经想在陶诗字句里找出左思的影响。他所找出的共有七联,其中《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确可定为《和刘柴桑》诗“山泽久见招”、“荒途无归人”二语所本,“聊欲投吾簪”确可定为《和郭主簿》诗第一“聊用忘华簪”所本。本书所举却还有左思《咏史》诗“寂寂扬子宅”(为渊明《饮酒》诗“寂寂无行迹”所本),“寥寥空宇中”(为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萧索空宇中”所本,“遗烈光篇籍”(同上“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所本),及《杂诗》“高志局四海”(为渊明《杂诗》“猛志逸四海”所本)四句。不过从本书里看,左思的影响并不顶大;陶诗意境及字句脱胎于《古诗十九首》的共十五处,字句脱胎于嵇康诗赋的八处,脱胎于阮籍《咏怀》诗的共九处。那么,《诗品》的话就未免不赅不备了。但就全诗而论,胎袭前人的地方究竟不多;他用散文化的笔调,却能不像“道德论”而合乎自然,才是特长。这与他的哲学一致。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都是从前诗里不曾有过的句法;虽然他是并不讲什么句法的。

  本书颇多胜解。如《命子》诗,“既见其生,实欲其可”的“可”字,注家多忽略过去,本书却证明“题目入以‘可’字,乃晋人之常”。《和刘柴桑》诗,题下引《隋书·经籍志·注》,“梁有‘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录》一卷”。证“刘柴桑”即“刘遗民”。此事向来只据李公焕注,得此确证,可为定论。又“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或以为比酒之酉离薄,或以为赋,都无证据。本书解为比,引《魏书·徐邈传》及《世说》,以见“魏晋人每好为酒品目,靖节亦复尔尔”。《还旧居》诗“常恐大化尽,气方不及衰”,次句向无人能解;本书引《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及《檀弓·郑注》,才知“常恐……不及衰”,即常恐活不到五十岁之意。

  《饮酒》诗第十六“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旧注都以“孟公”为投辖的陈遵,实与本诗不切;本书据诗中境地定为刘龚,确当不易。又第十八前以杨子云自比,后复以柳下惠自比。这二人间的关系,向来无人能说;本书却引《法言》及他书证明“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以柳下惠比之”。又如《杂诗》第六起四句云:“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诸家注都不知“此事”是何事。本书引陆机《叹逝赋序》“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乃知指的是亲故凋零。

  但书中也不免有疏漏的地方。如《停云》诗“岂无他人”,本书引《诗·唐风·木大杜》,实不如引《郑风·褰裳》切合些。《命子》诗“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下句本书引《庄子》为解,不如引《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归园田居》诗第二“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上句无注,似可引《诗·小雅·支页弁》“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及《楚辞·九辩》“霜露惨凄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济霰。雪雨分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将至”。这两句诗是所谓赋而比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末云:“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钟期”明指庞邓,意谓只有你们懂得我,不必引古诗为解。《答庞参军诗序》,“杨公所叹,岂惟常悲”;李公焕注,“杨公,杨朱也”。本书引《淮南子》杨子哭歧路故事,但未申其“义”。按《文选》有晋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起四句云“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这里的“歧路”只是各自东西的歧路,而不是那“可以南可以北”的了。可见这时候“歧路”一词,已有了新的引申义;渊明所用便是这个新义。“杨公所叹”只是“歧路”的代语,“叹”字的意思是不着重的。

  《和郭主簿》诗第一末云:“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本书解云:“遥遥望白云”即“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也。这原是何焯的话,富贵二语见《归去来辞》。但怀古与白云或帝乡究竟怎样关联呢?按《庄子·天地》篇,“华封人谓尧曰:失圣人鹑居而鷇饮,鸟行而无章。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无常殃,则何辱之有!”《怀古》也许怀的是这种乘白云至帝乡的古圣人。又第二末云:“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本书所解甚曲。“检素”即简素,就是书信;“检素不获展”就是接不着你的信。

  《饮酒》诗第十三“规规一何愚”,引《庄子·秋水》“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不切,不如引下文“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止酒》诗每句藏一“止”字,当系俳偕体。以前及当时诸作,虽无可供参考,但宋以后此等诗体大盛,建除、数名、县名、姓名、药名、卦名之类,不一而足,必有所受之。逆推而上,此体当早已存在,但现存的只《止酒》一首,便觉得莫名其妙了。本书引《庄子》“惟止能止众止”颇切;但此体源流未说及。

  古先生有《陶靖节诗笺》,于民国十五年印行,已经很详尽。丁福保先生《陶渊明诗注》引用极多。《定本》又加了好些材料,删改处也有;虽然所删的有时并不应删,就如《停云》诗“搔首延伫”一句,原引《诗经·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和阮籍《咏怀》“感时兴思,企首延伫”,《定本》却将阮籍诗一条删去了。我们知道陶渊明常用阮诗,他那句话兼用《静女》及《咏怀》或从《静女》及《咏怀》脱胎,是很可能的;古先生这条注实在很切合。《定本》所改却有好的,如《饮酒》诗第十八的注便是(详上文)。《诗笺》中四言诗注未用十分力,《定本》这一卷里却几乎加了篇幅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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