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朱自清 > 诗言志辨 | 上页 下页


  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的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增高,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词曲差不多升到了诗里;我们有刘毓盘先生的《词史》,虽然只是讲义,而且并未完成,还有王易先生的《词曲史》。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变文”和弹词等也跟着升,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仅后于《宋元戏曲史》,但到郭绍虞先生的那一本出来,才引起一般的注意,虽然那还只是上卷书。

  从目录学上看,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早得著录,但别的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词曲发展得晚,著录得也晚。小说发展虽早,从前只附在子、史两部里,我们所谓小说的小说,到明代才见著录。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

  一类文学获得一般的承认,却还未必获得与别类文学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但俗文学还只是“俗”文学;虽是“文学”,还不能放进正统里。所谓词曲的平等地位,得分开来看。戏曲是歌剧,属于戏剧类,与话剧平分天下。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前些年苏雪林女士曾著专文讨论,结论是正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文学史确是改变了面目。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这需要大家长期的不断的努力。一般的文学史如此,类别的文学史更显然如此。而文学批评史似乎尤其难。一则一般人往往有种成见,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二则我们的诗文评断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则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批评一类也还没有发展;在各类文学中它是最落后的。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

  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文体的史的发展,以及一般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牍、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命或行政法令。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从论“辞”到论“文”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汉代将“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称为“六学”;而流行最广的是“诗教”。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只诵读诗。“诗教”是就读诗而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说过“论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确也说过知人论世。毛公释“兴诗”,似乎根据前者,后来称为“比兴”;郑玄作《诗谱》,论“正变”,显然根据后者。这些是方法论,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归结自然都在政教。这四条诗论,四个批评的意念,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诗教”原是“温柔敦厚”,宋人又以“无邪”为“诗教”;这却不相反而相成。“比兴”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正变”原只论“风雅正变”,后来却与“文变”说联合起来,论到诗文体的正变;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文学史”的意念。

  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但《比兴》一篇却只能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是以关切《毛诗》的为主。“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这一层已经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学批评无关,我们可以不论。《毛诗》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我们也不论。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比兴”,不是诗。

  本文原拟名为“诗论释辞”,“辞”指词句而言。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是一套,而以“诗言志”一个意念为中心,所以改为今名。《诗言志》篇跟《比兴》篇是抗战前写的,曾分别登载《语言与文学》和《清华学报》。《诗教》篇跟《正变》篇是近两年中写的。前者曾载《人文科学学报》;后者也给了《清华学报》,但这一期学报本身还未能印出。已发表的三篇都经过补充和修正;《诗言志》篇差不多重写了一回,不过疏陋的地方必还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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