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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指导大概(4)


  他在《尝试集自序》里道:

  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作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尝试集自序》,二三九面)

  文学革命是得从“文学体裁的大解放”下手,真是一针见血。胡先生的大成功就在他能看出这个“先后的程序”。他和他的朋友们集中力量在这一步上,加上“五四”运动的影响,两三年间白话文的传播便已有一日千里之势(参看二九四至二九五面)。胡先生所谓“文学”,范围是很广的。他主张“用白话作各种文学”,说:“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二〇四面)这里“文学”和“文”只是一个意义。“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也是解放文字体裁的工作。但是一节话中所举的“各种文学”,除做诗和译书外,其实都是应用的文字;这神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却远在诗、小说戏剧、小品散文以及长篇议论文之后,直到近年才开始。胡先生自己大体上倒在照他所主张的做着,但就一般社会而论,这部分文体的解放工作还须要努力才能完成。

  文体的解放究竟只是破坏的工作。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一八七面),他自己的评判没有错。但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建设的”方面“也有一点贡献”:

  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一九七至一九九面)

  胡先生说:这篇文章把从前他和陈独秀先生的种种主张归纳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其实又只有‘国语的文学’五个字。旗帜更明白了,进行也就更顺利了。”(二八八面)这话是不错的。他在破坏的解放文体的工作里安置了制造将来的标准国语的基石;这是建设的工作。

  他首先指出“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是怎样来的。在《文学革命运动》(这是《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末段,全文见《文存》二集)里他有更详细的说明:

  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的很远,超出平常所谓“官话疆域”之外。试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话小说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吴沃尧是广东人,便可以想见白话传播之广远了。……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二八〇面)。这种“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二三三面)确是我们的新文学的基础,也是我们的标准国语的基础。但是一个时代的大文学家至多只能把那个时代的现成语言,结晶成文学的著作;他们只能把那个时代的语言的进步,作一个小小的结束;他们是语言进步的产儿,并不是语言进步的原动力。……至于民间日用的白话,正因为文人学者不去干涉,故反能自由变迁,自由进化。(《国语的进化》,二五八面)

  自由变迁之中,“却有个条理次序可寻;表面上很像没有道理,其实仔细研究起来,都是有理由的”;“都是改良,都是进化!”(二五八面)“白话是古文的进化呢?还是古文的退化呢?”——这个问题“是国语运动的生死关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国语文与国语文学的价值便不能确定。”(二五二面)惟其白话是进化的,它的应用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加着,所以“国语的文学”才能成立和发展。胡先生教我们“莫要看轻了那些无量数的‘乡曲愚夫,闾巷妇稚’,他们能做那些文学专门名家所不能做又不敢做的革新事业!”(二六七面)那是不错的。可是话说回来,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还得“那些文学专门名家”努力做去。胡先生教人“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再用今日的白话和文言来补助。这便是到“文学的国语”的路。但他后来叙述《文学革命运动》,提到“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说“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二八九面)。他至少不反对“国语的欧化”。到了现在,这已经从“一个起点”发展为一个不可抵抗的趋势,成了到“文学的国语”的一条大路了。

  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八面),他的整理国故也“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同上,二一面)。他在《新思潮的意义》里道: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六七面)

  他说明整理国故的意义道: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六六至六七面)

  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以及这四个步骤,正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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