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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几篇小说


  近来在《小说月报》里读了几篇小说,觉得是一种新倾向,想来说几句话。一茅盾先生的《幻灭》(《月报》18卷9、10号)

  《月报》八号最后一页里说:

  “下期的创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主人翁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她在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里,要求个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种种可以感动的痕迹。”

  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虽说以那“神经质的女子”为主人翁,但用意实在描写,分析“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所谓“主人翁”,只是一个暗示的线索吧了。我们以这种眼光来读这篇小说,那头绪的纷繁,人物的复杂,便都有了辩解。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

  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实在很多:有“神经质的女子”,有“刚毅”,“狷傲”,“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浑名包打听”的女子;有“受着什么‘帅坐’津贴的暗探”,有“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理性人”,有“忠实的政治的看热闹者”,有“为了自己享乐才上战场去的”“少年军官”。这些是多么热闹的节目!你读这篇小说,就像看一幕幕的戏。从前人说描写要生动,须有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写人物虽多,却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活泼的生气,所以我们读了,才能像看戏一般——这便是戏剧性了。至于本篇所写的地方,是上海,武汉,牯岭三处。上海,武汉,是这时代生活的中心,在这两处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当然的。牯岭却是个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将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以打仗为享乐的少年军官,一对圆满的夫妇,送到那“太高”的地方去;这样似有意,似无意地将动和静的两极端对比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们不愿仓卒地断定作者另有深意存于其间。

  我以为在描写与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轮廓。我对于这篇小说,只读过一遍,翻过一遍,但几个重要人物的性格,我都已熟悉;若你来考问考问我,我相信自己是不会错了答案的。他们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见面,每天谈话的人。这是由于作者“选择”的工夫,我想。他有时用了极详尽的心理描写来暗示一个人的历史,这样写出他的为人,如第四节里写慧女士,便是如此。这还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难。但他有时用了极简单的一句话,也能活画出一个人。在第四节里,他写那“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

  “抱素每次侃侃而谈的时候,听得这个短小的人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总是背脊一阵冷;他觉得他的对手简直是一个鬼,不分日夜的跟踪自己,侦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诡谲。”

  一句话写出了怎样冷的一个“理性人”!他又用了类似的笔锋,借了别人的口,暗示着他的严肃的讽刺的气氛。第十节里写的那场试,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剧。同节里叙慧女士的请客:

  “‘某夫人用中央票收买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静右首的一位对一个短须的人说。”

  “‘这笔货,也不过囤着瞧罢了。’一个光头人回答。”

  淡淡的两句话尽够暗示一个“腐化”的倾向了。从以上两个例,我们看出作者是个会写对话的人。

  但这篇小说究竟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作品,这因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分开来看,虽然好的地方多,合起来看却太觉得散漫无归了。本来在这样一个篇幅里,要安插下这许多人物,这许多头绪,实在只有让他们这样散漫着的;我是说,这样多的材料,还是写长篇合适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写里,颇有选择的工夫,我已说过;但在全体的结构上,他却没有能用这样选择的工夫,我们觉得很可惜。他写这时代,似乎将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来杂乱地运用着;他虽有一个做线索的“主人翁”,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只能从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着一个总印象。我们说得出篇中这个人,那个人是怎样,但说不出他们一伙儿到底是怎样。

  因此篇中颇有些前后不能一贯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李克这个人。第四节里既然将他写成那样一个玩世派,第十节里却又写得他那样热心国事,还力劝静女士到汉口去。这已是参差了。而静女士到了汉口,竟不曾看见李克的影子——下文竟不提李克只字。这不是更奇么?既如此,第十节里那番话,又何必让他来说?还有,结束的地方,我看实在是“不了了之”。说是了,原也可以;但说是不曾了,或者更确当些。这不是一个有机的收场。自然,这与全篇结构是连带着的;全体松懈,这儿便也收束不住。尤其是那“少年军官”的重行从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终局,还不如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从全篇的情调说,这或者是必要的,“幻灭”之终于是“幻灭”,或就在此。但从文字说,这只是另生枝节;——索性延长些,让那少年军官战死,倒许好些。那才是真的“幻灭”。我并且觉得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少年军官”暂时的团圆,也可不必的;那样,“幻灭”的力量,当更充足些。不过作者在这里或者参加了本人的乐观与希望,也未可知。这个是我们可以同情的;只就文论文,终觉不安罢了。此外,篇中叙述用的称呼不一致,也是小疵,如静女士,时而称章女士,时而称静之类。

  据说本篇还是作者的处女作,所给与我们的已是不少;我想以后他会给我们更多的。二桂山先生的《夜》

  (《小说月报》18卷10号》)

  这是上海的一件党案;但没有一个字是直接叙述这件党案的。

  一个晚上,一位老妇人独自抚慰着哭叫“妈妈呀……妈妈呀……”的她的外孙;一壁等候着阿弟的关于她女儿的信息。阿弟回来了,说出一个“弟兄”带着他在黑暗里到野外去认了他的甥女甥婿的棺木的号数的事。他一面报告,一面想着适才可怕的经验。自然,这些可怕的经验,他是不能说给他姊姊的。可是老妇人已经非常激愤了;她是初次听到凶信,就不时地愤激着的。她并不懂得做教员的、她的女儿女婿的事,只是觉得他们不该“那个”吧了。结局是阿弟拿出他俩托那“弟兄”转交的一个字条,念给她听:说“无所恨,请善视大男”——他们的孩子,老妇人在抱着的。妇人也看了字条,虽然她不识字。她找着了新路;她“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这便是她今后的一切。

  我所转述的,只算是没有肉的骨架;但也可窥见一斑了。我说这真可称得完美的短篇小说。布局是这样错综,却又这样经济:作者借了老妇人、阿弟、“弟兄”三个人,隐隐绰绰,零零碎碎,只写出这件故事的一半儿,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件故事的首尾,并且知道了那一批,一大批的党案全部的轮廓;而人情的自然的亲疏,我们也可深切地感着。

  作者巧妙地用了回想与对话暗示着一切。从老妇人的回想里,我们觉得“那个”了的她的女儿女婿,真是怎样可爱的一对,而竟“那个”了,又怎样地可惜。最使老妇人难堪的,是那孩子的哭,当他叫着“妈妈呀……妈妈呀……”的时候:

  “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如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墙很单薄,左右邻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念。然而给他医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无效的‘妈妈就会来的’,战兢兢地说了再说,只使大男哭得更响一点,而且张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妈从那里来。”

  这一节分析老妇人的心理,甚是细密。混合着伤心与害怕两重打击;她既想像着死者的惨状,又担心着这一块肉的运命——至于她自己,我想倒是在她度外了吧——这是令人发抖的日子!所以“妈妈就会来的”一句话,她只有“战兢兢地”说;在这一句话里,蕴藏着无限委曲与悲哀。而她怕邻舍的“疑念”,并教孩子将说熟了的“姓张”改为“姓孙”的“新功课”,显示着一种深广的恐怖的气氛;似乎这种气氛并非属于老妇人一个,而是属于同时同地一般社会的。这就暗示着那一大批的事件的全部轮廓了。篇中所叙老妇人的回想,大都是这种精密的分析;所举一节只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阿弟的回想,却都是借以叙事的。阿弟的心理并不繁复,无所用其描写;而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照情节自然的转变,也只要叙述事实,更来不及说别的。所以在这里追叙一切,并不觉突兀或拥挤;与前文仍是相称的。至于老妇人那一段很长的愤激的话,就中补叙了女儿女婿的年世;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却闲闲写来,若无其事一般。这也是作者用笔巧的地方。又在阿弟转述那“弟兄”的话里,如:

  “完了的人也多得很。”

  “况且棺木是不让去认的。”

  也是暗示着一般的空气的。

  老妇人整个心,整个生命寄托在女儿女婿身上,只有他们,没有别的——若有,也只有“就是他们”的他们的孩子。阿弟便不然了:他有“感服”那“弟兄”的馀暇,他有“矜夸的声调”和“真实的笑”,在一个紧张而悲惨的叙述中,他最后还有一些轻蔑他的甥女甥婿的意思,隐藏在他的心里。阿弟是一个平常的商人,他也关切甥女甥婿的事,也多少同情于他们的不幸;但甥女甥婿到底是甥女甥婿,他不能像他姊姊将整个心交给他们,所以便有这些闲想头了。这原是人之恒情,无所谓好坏;只作者能写出来,可见其用笔之细。同样,他写那“弟兄”,又比阿弟冷静得多。他一半可怜,一半可笑地叙述他们处治一对夫妇的事;一壁还悠然地吸着烟呢。然而这一段描写,却也是分析心理的;作者曲折地写出不怕杀人的人也有怕杀人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心里也有一种为难。这正是人性的一面,值得显示出来的。下文湿地里暗夜中认棺木的一段描写,也很动人,因为森森有鬼气。

  另外,作者穿插的手法,是很老练的;特别是中间各节,那样的叙述,能够不凌乱,不畸轻畸重,是不容易的。三鲁彦先生的《一个危险的人物》

  (《小说月报》18卷10号)本篇写一个叫“子平”的浪漫的人物,暑假中回到离开八年的故乡林家塘去。他和他的乡人相隔太久了,也太远了,他的种种毫无顾忌的浪漫行为,他们是不能领略的,而且不能谅解的。他们由猜疑而鄙视,子平终于成了他们间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两个在县党部里的朋友来看过他一次,不久便有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租谷打七折的“告示”贴到林家塘来;而林家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这种办法是全村极大的损失。他们觉得这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视之馀,又加以仇恨;子平从此便又成了“一个危险的人物”了。况且“几百年不曾看见过的”扫帚星恰巧又于这时“出现在林家塘”,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无疑了。这时候城里回来的人说起清党的事:租谷打七折“是共产党做的事”;共产党是“共人家的钱,共人家妻子”的!大家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危险人物”是更其觉得“危险”了。于是有些人便去讽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绅士“惠明先生”。“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问他知道共产党否?回答是,“书上讲得很详细”。这使“惠明先生”失望、愤怒、恐惧。而子平又是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而却有一份产业的人。于是“惠明先生”当夜邀了几个地位较高的人密议一番,便差人往县里报告,请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树林里打拳,兵来了;林家塘人说他有手枪。兵便先下手,开枪将他打倒。搜查的结果,“证据是一柄剑”!他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话,官长命令……”

  我们第一得知道作者并不是在写一个先驱者与群众思想冲突的悲剧。子平只是一个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没有丝毫“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是从林家塘人的幼稚,狭隘,与残酷里生出来的。“莫须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写的悲剧当在这一点上。但是这样写出的一幕悲剧,究竟给了些什么呢?在我是觉得奇异的气氛比严肃的气氛多。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发展的事情,实际上怕是不会有的。子平这样的人会有,“惠明先生”等人也会有;但其馀的乡人,那样的乡人,我觉得怕不会有。我们看,鲁迅先生所写的乡人性格,与鲁彦先生所写的,何其不同呢?在我,前者觉得熟悉,后者觉得生疏,生疏到奇异的程度。因为鲁彦先生所写的乡人,似乎都是神经过敏的。幼稚,狭隘,与残酷,我承认,确是乡人的性格;但写得过了分,便成了神经过敏。作者描写子平的性格,是成功的;但他不知不觉又将某种浪漫的气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这便不真切了。我想这或者由于他描写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简略与平直,因此便觉得有些夸张,夸张多少带来了滑稽的意味,大足减少悲剧的力量。而“几百年不曾见过的”扫帚星之出现,也太嫌传奇气,颇有旧小说里“无巧不成书”之概,这也要减轻事件的重量。至于不知道舞剑,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却知道手枪,也是小小的矛盾——虽然关于舞剑、打拳的林家塘人见解,可用恐惧的心情(神经过敏)来解释,但究竟是勉强的。

  至于用笔一面,作者不为不细心。他记出各个乡人的身份(或职业);各个乡人确没有个别的性格(在这里原也是不必要的),但与“惠明先生”等一般绅士的不同,是显然的。此外穿插与联络,详写与略写或明写与暗写,作者都颇注意。但我觉得这样平列的写法,集合许多零碎的印象而成为一个总印象,究嫌单调些,散漫些;虽然其间还有时间的先后做一个线索,但终觉平直。作者似乎也虑到单调一层,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职业没有一个相同,不用说,这样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个人只能随便简略地叙述着。确然每个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觉有许多实是重复的。这样以全示全,实不及以偏示全;那样可以从容,可以多变化,可以深刻些。——篇中写景诸节,俱能自然地写出一种清幽的境略,却是很好的句子。如:

  “新的思想随着他(惠明先生)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

  “证据是一柄剑。”

  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却很多。如结末:

  “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忄妻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说得太详细、太明白,反无馀味了。接着是最后的一语:

  “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滞些。——本篇的收场,笔调,实在是不甚圆熟的。

  从以上三篇小说里,无论它们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种新趋势。这就是,以这时代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时代的某几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没有的。这时代是一个“动摇”的时代,是力的发展的时代。在这时代里,不用说,发现了生活的种种新样式,同时也发现了种种新毛病。这种新样式与新毛病,若在文艺里反映出来,便可让我们得着一种新了解,新趣味;因而会走向新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艺的力量使这些样式与毛病,简要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对于一般的发展,间接也有益的。我并不想以功利来作文艺批评的标准,但这种自然会发生的副效用,我们也不妨预想着的。这三篇原都不曾触着这时代的中心,它们写的只是侧面;但在我,已觉得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开展了。就中《幻灭》一篇,最近于正面的描写,但只分析了这时代的角色的一两部分之精神与态度而止,这似乎还觉着不够的;我们还不能看出全部的进行来。《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写得很是圆满。有人说,有些婆婆妈妈气;这或者不错。但我们知道,这是过渡的时代,旧时代的气氛到底难以摆脱;我说这正是时代的一种特色呢。《一个危险的人物》虽也涉及时代的事情,但其中实是旧时代的人物——连主人翁也是——在动作;涉及这时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为空的骨架而已。而因描写的不真切,亦不能给多少影响于人。只因既然涉及了这时代,便也稍加叙述罢了。

  (载1928年2月17日至3月30日《清华周刊》第29卷第2、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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