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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者》发刊词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我们既醒悟了以前一切的错误,我们要策划着我们将来的正当的轨辙。

  拿笔杆的人们,即向来被称为“士大夫”的一个阶级,在过去的无数年代里,确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享用着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过的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一般民众都只有义务而无权利。而腆然自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却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他们一旦穿上了“蓝衫”,即一旦由农工商中被选拔出来之后,立即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不纳税,不服工役。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候补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朝为官,居乡为绅。这样的一个阶级,在更远的时代,是贵族,而在二千年来便是“士”。

  四民之首的“士”不仅握捉住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更还独占着人间的知识与学问。自诗人到经师,自医士到幕客,自治河到救荒,又无不是“士”的事业。“士”在享用了政权之外,还永占着社会上的宾与师的地位。

  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终于到了。这个大转变的时代的到来,使“土大夫”的地位急骤的下降。他们整个的阶级逐渐的崩坏了;他们的种种特权逐渐的被剥削了;他们的独占的一切东西也一一的被强让出去了。他们由一个具有特权的统治阶级,一变而成为与一般民众无殊的“民众”之一部分;他们由崇高的宾师之位,跌落到成为普通的被雇用者与自由职业者。他们由傲然自命的社会的柱石,一变而成为大社会中随波逐浪的平凡分子。

  时代的推进,既使拿笔杆的人们失去了他们固有的崇高的地位,而同时因了新兴资本势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压,更使他们于失去了传统的傲慢之外,发生了新的自觉。拿笔杆的人们开始明白,笔杆与算盘、犁耙、斧尺等等是同一的谋生的工具,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或更能干。

  他们明白传统地位与特权的失去,不仅不足以惋惜,还更能使他们认识了真实的社会的地位,确定了人类的生存的意义,与乎共同努力的方向与轨辙。他们是由二千年来可羞耻的地位解放出来了。由了这个解放,他们才回复了“人”的正当生活。

  这当然应该感谢我们的这个大时代。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又开始摆放在他们面前来。新兴的资本势力的压迫,使拿笔杆的人们又遇到一个厄运。这个厄运如今正在开始,要变什么式样,我们实难预料。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明白的,这种新的压迫,只能增加了他们向前奋斗的勇气,与更清楚的认识了自己的真实的力量与责任,并不能丝毫摇撼到他们的自信与生存。

  老实说,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特别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识未开的中国,拿笔杆的人们的责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一切科学知识,都未彻底的移殖进来,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有待于将来的出现;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识字的民众,正嗷嗷待哺的有待于最原始的启蒙运动的进展。这都使拿笔杆的人们不能不旦夕的感到“不足”,与发生要担负了这些启蒙运动与移殖事业的雄心的。为了人类,为了中国,他们都是不能放弃了这些明显的摆放在他们面前的责任的。

  “编辑者们”只是拿笔杆的人们里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为力虽微,我们却也并不愿放弃了那些重要的责任,更不敢忽视了自己所担负的职务与力量。

  我们,一部分的编辑者们,是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出版机关里的。我们明白这个出版机关,由它的伟巨的印刷机上所播散出去的东西,是具有不能自知的伟巨的影响的。它可以发生了很大的良好的影响,也可以产出无限量的有毒的丑类。在过去的许多时代,它是战战兢兢谨慎小心的。它的动作虽并不很快,但却是时时都不愿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传播给社会的。这是可自信的一件事实。

  现在,在迫切的知识的需要情形之下,我们更要使它充分的发展其可能的力量,以传播移殖重要的科学,文化的出版物与乎启蒙运动的书籍图表。我们更要就我们力之所能及,督促监视着它。不使其为了“利令智昏”,而印刷任何有毒害的东西,我们要使它充分的善用其力。为了这,我们或许要不客气的批评当事者的举措——但却始终是站在我们的善意的督责的地位上的。

  若有任何无理的新的压迫,凭借了资本势力而加到我们的身上,则我们更将不惜任何牺牲与之周旋;决不退却,决不反顾。而本刊便是我们的力量之一。但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和平的立场上,低头的做着我们所应该做的工作的。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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