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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旧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就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路加福音》第5章36—39节

  文艺的本身原无什么新与旧之别,好的文艺作品,譬若清新的朝曙,皎洁的夜月,翠绿的松林,澄明的碧湖,今天看他是如此的可爱,明天看他也是如此的可爱,今年看他是如此的美丽,明年乃至无数年之后看他,也仍是如此的美丽。荷马的《依利亚特》与《亚特赛》,庄周的《秋水》《天运》,屈原、宋玉的辞,莎士比亚的戏曲,陶潜、李白的诗,伊索、拉芳登(La Fontaine)的寓言,曹雪芹、托尔斯泰、莫泊桑、柴霍甫的小说,几曾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他们的真价的一丝一毫呢!“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又谁能辨得出他是二千余年前的人所说的话呢。“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又谁能辨得出不是千年后的读者所想象而欲说出的话呢。

  所谓“新”与“旧”的话,并不用为评估文艺的本身的价值,乃用为指明文艺的正路的路牌。我们称某某体的文艺为旧的文艺,乃是说,这种文体已是陈旧了,已是不合于现代人的装进新酒之用了(他已被无量数的作者用得太熟滥了,读者已耳厌闻其声,目厌见其形了),并不是说,所有这种旧的某某体的已有的成绩都是坏的,都是不必读的,——误会似乎是最易在中国人当中发生的。当我们说,旧诗的格律,我们现在不必学了,但听者的一部分却误会了我们的话,以为我们是要焚弃一切的古代大作家的作品呢——我们称某某体的文艺为新的文艺,乃是说,这种文体是新鲜的,是尚待大作家去运用他的,他的声是清新,他的形是特异的。可以使厌见厌闻陈腐的文体的人,心神为之一爽,并不是说所有这种新的某某体的作品都是好的。

  用旧的皮袋来装酒是最笨的事,皮袋已经用得旧了,漏了,就有最好的好酒,也只是漏尽了不留一滴的。近来渐渐的有人说,新的思想不妨装在旧的形式里,其智虑正有类于那种装酒于旧漏的皮袋的人,我们要知道旧的形式既已衰敝而使人厌倦,即使有天才极高的人,有意境极高的想象,而一放在旧的形式中,亦觉的拘束掣肘,蒙上了一层枯腐的灰色尘,把好意境好天才都毁坏无遗。王国维君曾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人间词话》

  在现在古律诗词曲,俱已敝,章回体的小说与死板板的传奇杂剧也都已敝之时,如尚有人去学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去学曹植、陶渊明的五言诗,去学杜甫的诗律,李白的歌行,李煜、冯延巳的词,乃至王实甫的戏曲,曹雪芹的小说,虽至精至肖,亦不过如纸做的古鼎、碧玉雕的绿叶,永不会有自己的生命。如果有一个英国的人,居今之世,摹用孝素(Chaucer)时代的诗体与语言去写作他的诗,如果有一个印度的人用古代桑士克里底文去写作他的文章,他们同国的人必定要哗然的笑之。为什么现代的我们同辈的人却还有许多人努力在学什么古?

  敬爱的诸位文学者,请节惜你们的天才,不要把好酒滥装在漏的旧皮袋里了,“皮袋无论新旧,只要酒是新的就好了。”这是你们自欺的话,请不要以此自文其过。甘心步遗老之后而欲做所谓“遗少”的青年们,自然不欲听我的这种逆耳的忠言;但我可以预告他们一句:他们所自命为千秋之业的某斋某楼的诗文稿,在这个世界上恐终无望其能永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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