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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六逸先生


  谢六逸先生是我们朋友里面的一个被称为“好人”的人,和耿济之先生一样,从来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他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凡有朋友们的委托,他无不尽心尽力以赴之。我写《文学大纲》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学一部分,简直无从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写下来的——关于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写的。但他从来不曾向别人提起过。假如没有他的有力的帮忙,那部书是不会完成的。

  他很早便由故乡贵阳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来做事。我们同事了好几年,也曾一同在一个学校里教过书。我们同住在一处,天天见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从来不曾有过芥蒂,也从来不曾有过或轻或重的话语过。彼此皆是二十多岁的人——我们是同庚——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梦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专门研究日本文学和文艺批评,关于日本文学的书,他曾写过三部以上。有系统地介绍日本文学的人,恐怕除他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他曾发愿要译紫部式的《源氏物语》,我也极力怂恿他做这个大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没有动笔。

  他和其他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显得落落寡合。他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他其实是外圆而内方的。有所不可,便绝不肯退让一步,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

  我们那时候,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我们常常到小酒馆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总是和我们在一道,但他却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来,见到天井里的一张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抬到了楼上,代为脱衣盖被。现在,他们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时候。想到少年时代的狂浪,能不有“车过腹痛”之感!

  我老爱和他开玩笑,他总是笑笑,说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可爱的带着贵州腔的官话,仿佛到现在还在耳边响着。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可爱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方才因为我的迁居而分开。

  那时候,我们那里常来住住的朋友们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极忠厚而对于艺术极忠心的画家,也住在那儿。滕固从日本回国时,也常在我们这里住。六逸和他们都很合得来。我们都不善于处理日常家务,六逸是负起了经理的责任的,他担任了那些琐屑的事务,毫无怨言,且处理得很有条理。

  我的房里,乱糟糟的,书乱堆,画乱挂,但他的房里却收拾得整整有条,火炉架上,还陈列了石膏像之类的东西。

  他开始教书了。他对于学生们很和气,很用心地指导他们,从来不曾显出不耐烦的心境过。他的讲义是很有条理的,写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书,他的《日本文学史》,就是以他的讲义为底稿的。他对于学生们的文稿和试卷,也评改得很认真,没有一点马虎。好些喜欢投稿的学生,往往先把稿子给他评改,但他却从不迁就他们,从不马虎地给他们及格的分数。他永远是“外圆内方”的。

  曾经有一件怪事发生过。他在某大学里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说概论”。过了一二年,有一个荒唐透顶的学生,到他家里,求六逸为他写的《小说概论》做一篇序,预备出版。他并没有看书,就写了。后来,那部书出版了,他拿来一看,原来就是他的讲义,差不多一字不易。我们都很生气,但他只是笑笑,不过从此再也不教那门课程了。他虽然是好脾气,对此种欺诈荒唐的行为,自不能不介介于心,他生性忠厚,却从来不曾揭发过。

  他教了二十六七年的书,尽心尽责的。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由他主持了很久的时候。在“七七”的举国抗战开始后,他便全家迁到后方去。总有三十年不曾回到他的故乡了,这是第一次的归去。他出来时是一个人,这一次回去,已经是儿女成群的了。那么远迢迢的路,那么艰难困顿的途程,他和他夫人,携带了自十岁到抱在怀里的几个小娃子们走着,那辛苦是不用说的。

  自此一别,便成了永别,再也不会见到他了!胜利之后,许多朋友们都由后方归来了,他的夫人也携带了他的孩子们东归了,但他却永远永远地不再归来了,他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靠十岁了。

  记得我们别离的时候,我到他的寓所里去送别。房里家具凌乱地放着,一个孩子还在喂奶,他还是那么从容徐缓地说道:“明天就要走了。”然而,我们的眼互相地望着,各有说不出的黯然之感。不料此别便是永别!

  他从来没有信给我——仿佛只有过一封信吧,而这信也已抛失了——他知道我的环境的情形,也知道我行踪不定,所以,不便来信,但每封给上海友人的信,给调孚的信,总要问起我来。他很小心,写信的署名总是用的假名字,提起我来,也用的是假名字。他是十分小心而仔细的。

  他到了后方,为了想住在家乡之故,便由复旦而转到大夏大学授课。后来,又在别的大学里兼课,且也在交通书局里担任编辑部的事。贵阳几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也多半由他负责编辑。他为了生活的清苦,不能不多兼事。而他办事,又是尽心尽力的,不肯马虎,所以,显得非常的疲劳,体力也日见衰弱下去。

  生活的重担,压下去,压下去,一天天的加重,终于把他压倒在地。他没有见到胜利,便死在贵阳。

  他素来是乐天的,胖胖的,从来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但听说,他在贵阳时,也曾愤怒了好几回。有一次,一个主省政的官吏,下令要全贵阳的人都穿上短衣,不许着长衫。警察在街上,执着剪刀,一见有身穿长衫的人,便将下半截剪了去。这个可笑的人,听说便是下令把四川全省靠背椅的靠背全部锯了去的。六逸愤怒了!他对这幼稚任性,违抗人民自由与法律尊严的命令不断地攻击着。他的论点正确而有力。那个人结果是让步了,取消了那道可笑的命令。六逸其他为了人民而争斗的事,听说还有不少。这愤怒老在烧灼着他的心,靠五十岁的人也没有少年时代的好涵养了。

  时代迫着他愤怒、争斗,但同时也迫着他为了生活的重担而穷苦而死。

  这不是他一个人所独自走着的路。许多有良心的文人们都走着同样的路。

  我们能不为他——他们——而同声一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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