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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笺杂记


  我搜求明代雕版画已十余年。初仅留意小说戏曲的插图,后更推及于画谱及他书之有插图者。所得未及百种。前年冬,因偶然的机缘,一时获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经二百余种。于是宋、元以来的版画史,粗可踪迹。间亦以余力,旁骛清代木刻画籍。然不甚重视之。像《万寿盛典图》、《避暑山庄图》、《泛槎图》、《百美新咏》一类的画,虽亦精工,然颇嫌其匠气过重。至于流行的笺纸,则初未加以注意。为的是十年来,久和毛笔绝缘。虽未尝不欣赏《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却视之无殊于诸画谱。

  约在六年前,偶于上海有正书局得诗笺数十幅,颇为之心动;想不到今日的刻工,尚能有那样精丽细腻的成绩。仿佛记得那时所得的笺画,刻的是罗两峰的小幅山水,和若干从《十竹斋画谱》描摹下来的折枝花卉和蔬果。这些笺纸,终于舍不得用,都分赠给友人们,当作案头清供了。

  这也许便是访笺的一个开始。然上海的忙碌生活,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哪里会有什么闲情逸趣来搜集什么。

  1931年9月,我到北平教书。琉璃厂的书店,断不了我的足迹。有一天,偶过清秘阁,选购得笺纸若干种,颇高兴,觉得较在上海所得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仍只是作为礼物送人。

  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我们对于木刻画有同嗜。但鲁迅先生所搜求的范围却比我广泛得多了;他尝斥资重印《士敏土》之图数百部——后来这部书竟鼓动了中国现代木刻画的创作的风气。他很早便在搜访笺纸,而尤注意于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们在上海见到了。他认为北平的笺纸是值得搜访而成为专书的。再过几时,这工作恐怕要不易进行。我答应一到北平,立即便开始工作。预定只印五十部,分赠友人们。

  我回平后,便设法进行刷印笺谱的工作。第一着还是先到清秘阁,在那里又购得好些笺样。和他们谈起刷印笺谱之事时,掌柜的却斩钉截铁地回绝了,说是五十部绝对不能开印。他们有种种理由:板片太多,拼合不易,刷印时调色过难;印数少,板刚拼好,调色尚未顺手,便已竣工;损失未免过甚。他们自己每次开印都是五千一万的。

  “那么印一百部呢?”我道。

  他们答道:“且等印的时候再商量吧。”

  这场交涉虽是没有什么结果,但看他们口气很松动,我想,印一百部也许不成问题。正要再向别的南纸店进行,而热河的战事开始了;接着发生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的争夺战。沿长城线上的炮声、炸弹声,震撼得这古城的人们寝食不安,坐立不宁。哪里还有心绪来继续这“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呢?一搁置便是一年。

  9月初,战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和鲁迅先生相见时,带着说不出的凄惋的感情,我们又提到印这笺谱的事。这场可怖可耻的大战,刺激我们有立刻进行这工作的必要。也许将来便不再有机会给我们或他人做这工作!

  “便印一百部,总不会没人要的。”鲁迅先生道。

  “回去便进行。”我道。

  工作便又开始进行。第一步自然是搜访笺样。清秘阁不必再去。由清秘阁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阁,在那里,很惊奇地发现了许多清隽绝伦的诗笺,特别是陈师曾氏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转以十竹斋,萝轩诸笺为烦琐,为做作。像这样的一片园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舍不得放弃了一幅。吴待秋、金拱北诸氏所作和姚茫文氏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也都使我喜欢。流连到三小时以上。天色渐渐地黑暗下来,朦朦胧胧的有些辨色不清。黄豆似的灯火,远远近近地次第放射出光芒来。我不能不走。那么一大包笺纸,狼狈不堪地从琉璃厂抱到南池子,又抱到了家。心里是装载着过分的喜悦与满意。那一个黄昏便消磨在这些诗笺的整理与欣赏上。

  过了五六天,又进城到琉璃厂去——自然还是为了访笺。由淳菁阁再往西走,第一家是松华斋;松华斋的对门,在路南的,是松古斋。由松华斋再往西,在路北的,是懿文斋。再西,便是厂西门,没有别的南纸店了。

  先进松华斋,在他们的笺样簿里,又见到陈师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笺,说它们“清秀”是不够的、“神采之笔”的话也有些空洞。只是赞赏,无心批判。陈半丁、齐白石二氏所作,其笔触和色调,和师曾有些同流,唯较为繁稠燠暖。他们的大胆的涂抹,颇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自吴昌硕以下,无不是这样的粗枝大叶的不屑屑于形似的。我很满意地得到不少的收获。

  带着未消逝的快慰,过街而到松古斋。古旧的门面,老店的规模,却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笺。所谓洋式笺,便是把中国纸染了矾水,可以用钢笔写;而笺上所绘的大都是迎亲、抬轿、舞灯、拉车一类的本地风光;笔法粗劣,且惯喜以浓红大绿涂抹之。其少数,还保存着旧式的图版画。然以柔和的线条、温茜的色调,刷印在又涩又糙的矾水拖过的人造纸面上,却格外显得不调和。那一片一块的浮出的彩光,大损中国画的秀丽的情绪。

  我的高兴的情绪为之冰结,随意地问道:“都是这一类的吗?”

  “印了旧样的销不出去,所以这几年来,都印的是这一类的。”

  我不能再说什么,只拣选了比较还保有旧观的三盒诗笺而出。

  懿文斋没有什么新式样的画笺,所有的都是光、宣时所流行的李伯霖、刘锡玲、戴伯和、李毓如诸人之作,只是谐俗的应市的通用笺而已。故所画不离吉祥、喜庆之景物,以至通俗的着色花鸟的一类东西。但我仍选购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厂,已是9月底。那一天狂飙怒号,飞沙蔽天;天色是那样惨澹可怜;顶头的风和尘吹得人连呼吸都透不过来。一阵的风沙,扑脸而来,赶紧闭了眼,已被细尘潜入,眯着眼,急速的睁不开来看见什么。本想退回去。为了像这样闲空的时间不可多得,便只得冒风而进了城。这一次是由清秘阁向东走。偏东路北,是荣宝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仿古和新笺,他们都刻得不少。我们在那里,见到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以及齐、王诸人合作的壬申笺、癸酉笺等,刻工较清秘为精。仿成亲王的拱花笺,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

  半个下午便完全耗在荣宝斋,外面仍是卷尘撼窗的狂风。但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将怎样艰苦地冒了顶头风而归去。和他们谈到印竹笺谱的事,他们也有难色,觉得连印一百部都不易动工。但仍是那么游移其词地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时候再商量罢。”

  我开始感到刷印笺谱的事,不像预想那么顺利无阻。

  归来的时候,已是风平尘静。地上薄薄地敷上了一层黄色的细泥,破纸枯枝,随地乱掷,显示着风力的破坏的成绩。

  从荣宝斋东行,过厂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过海王村东行,路北,有静文斋,也是很火的一家笺肆。当我一天走进静文的时候,已在午后。太阳光淡淡地射在罩了蓝布套的桌上。我带着怡悦的心情在翻笺样簿。很高兴地发见了齐白石的人物笺四幅。说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调都臻上乘。吴待秋、汤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笺也富于繁赜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梦白诸人的罗汉笺、古佛笺等,都还不坏,古色斑斓的彝器笺,也静雅足备一格。又是到上灯时候才归去。

  静文斋的附近,路南,有荣禄堂,规模似很大,却已衰颓不堪。久已不印笺。亦有笺样簿,却零星散乱,尘土封之,似久已无人顾问及之。循样以求笺,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败变色。盖搁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纸都用舶来之薄而透明的一种,色彩偏重于浓红深绿;似意在迎合光、宣时代市人们的口味,肆主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余,唯精神尚矍铄。与谈往事,娓娓可听。但搜求将一小时,所得仅缦卿作的数笺。于暮色苍茫中,和这古肆告别,情怀殊不胜其凄怆。

  由荣禄更东行,近厂东门,路北,有宝晋斋。此肆诗笺,都为光、宣时代的旧型,佳者殊鲜,仅选得朱良材作的数笺。

  出厂东门,折而南,过一尺大街,即入杨梅竹斜街。东行数百步,路北,有成兴斋。此肆有冷香女士作的月令笺,又有清末为慈禧代笔的女画家缪素筠作的花鸟笺;在光、宣时代,似为一当令的笺店。然笺样多缺,月令笺仅存其七。

  再东行,有彝宝斋,笺样多陈列窗间,并样簿而无之。选得王昭作的花鸟笺十余幅,颇可观,而亦零落不全。

  以上数次的所得,都陆续地寄给鲁迅先生,由他负最后选择的责任。寄去的大约有五百数十种,由他选定的是三百三十余幅,就是现在印出的样式。

  这部《北平笺谱》所以有现在的样式,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

  说是访笺的经过来,也并不是没有失望与徒劳。我不单在厂甸一带访求。在别的地方,也尝随时随地地留意过,却都不曾给我以满足。好几个大市场里,都没有什么好的笺样被发现。有一次,曾从东单牌楼走到东四牌楼,经隆福寺街东口而更往北走。推门而入的南纸店不下十家,大多数只售洋纸笔墨和八行素笺。最高明的也只卖少数的拱花笺,却是那么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当一顾。

  在厂甸,也不是不曾遇见同样狼狈的事。厂甸中段的十字街头,路南,有两家规模不小的南纸店。一名崇文斋,在路东,有笺样簿,多转贩自诸大肆者。一名中和丰,在路西,专售运动器具及纸墨。并诗笺而无之。由崇文东行数十步,路南,有豹文斋,专售故宫博物院出品,亦尝翻刻黄瘿瓢人物笺,然执以较清秘、荣宝所刻,则神情全非矣。

  但北平地域甚广,搜访所未及者一定还有不少。即在琉璃厂,像伦池斋,因无笺样簿,遂至失之交臂。他们所刻“思古人笺”,版已还之沈氏,故不可得;而其王雪涛花卉笺四幅,刻印俱精,色调亦柔和可爱。惜全书已成,不及加入。又北平诸文士私用之笺纸,每多设计奇诡,绘刻精丽的。唯访求较为不易。补所未备,当俟异日。

  选笺已定,第二步便进行交涉刷印。淳菁、松华、松古三家,一说便无问题。荣宝、宝晋、静文诸家,初亦坚执百部不能动工之说,然终亦答应下来。独清秘最为顽强,交涉了好几次,他们不是说百部太少不能用,便是说人工不够,没有工夫印。再说下去,便给你个不理睬。任你说得舌疲唇焦,他们只是给你个不理睬!颇想抽出他们的一部分不印。终于割舍不下溥心畲、江采诸家的二十余幅作品。再三奉托了刘淑度女士和他们商量,方才肯答应印。而色调转繁的十余幅蔬果笺,却仍因无人担任刷印而被剔出。蔬果笺刻印不精,去之亦未足惜。荣禄堂的笺纸,原只想印缦卿作的四幅。他们说,年代已久,不知板片还在否,找得出来便可开印,只怕残缺不全。但后来究竟算是找全了。

  最后到彝宝斋。一位仿佛湖南口音的掌柜的,一开口便说:“不能印。现在已经没有印刷这种信笺的工人了!我们自己要几千几万份的印,尚且不能,何况一百张!”我见他说得可笑,便取出些他家的定印单给他看,说道:“那么别家为什么肯印呢?”他无辞可对,只得说老实话:“成兴斋和我们足联号,您老到他们那里去看看吧。这些花鸟笺的板片他们那里也有。”我立刻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到成兴斋一打听,果然那板片已归他们所有。

  看够了冰冷冷的拒人千里的面孔,玩够了未曾习惯的讨价还价、斤两计较的伎俩,说尽了从来不曾说过的无数恳托敷衍的话——有时还未免带些言不由衷的浮夸——一切都只为了这部《北平笺谱》!可算是全部工作里最麻烦,最无味的一个阶段。但不能不感激他们:没有他们的好意合作,《北平笺谱》是不会告成的。

  为了访问画家和刻工的姓氏,也费了很大的工夫。有少数的画家,其姓氏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对于近代的画坛是那样的生疏!访之笺肆,亦多不知者。求之润单,间亦无之。打听了好久,有的还是见到了他的画幅,看到他的图章,方才知道。只有缦卿的一位,他的姓氏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荣禄堂的伙计说:“老板也许知道。”问之老主人则摇摇头,说:“年代太久了,我已记不起来。”

  刻工实为制笺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许不下于画家。因彩色诗笺,不仅要精刻而且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为若干板片;笺画之有无精神,全靠分板的能否得当。画家可以恣意地使用着颜料,刻工则必须仔细地把那么复杂的颜色,分析为四五个乃至一二十个单色板片。所以,刻工之好坏,是主宰着制笺的运命的。在《北平笺谱》里,实在不能不把画家和刻工并列着。但为了访问刻工姓名,也颇遭逢白眼。他们都觉得这是可怪的事,至多只是敷衍地回答着。有的是经了再三的追问,四处的访求,方才能够确知的。有的因为年代已久,实在无法知道。目录里所注的刻工姓名,实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后定的。宋版书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叶以后,刻图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钤、汪士珩、魏少峰、刘素明、黄应瑞、刘应祖、洪国良、项南洲、黄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后则刻工渐被视为贱技;亦鲜有自标姓氏者。当此木板雕刻业像晨星似的摇摇将坠之时,而复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版史末页上重要的文献。

  淳菁阁的刻工,姓张,但不知其名。他们说,此人已死,人皆称之为张老西,住厂西门。其技能为一时之最。我根据了张老西的这个诨名,到处地打听着。后来还是托荣宝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启和。松华斋的刻工,据说是专门为他们刻笺的,也姓张。经了好几次的追问,才知道其名为东山。静文斋的刻工,初仅知其名为板儿杨;再三地恳托着去查问,才知道其名为华庭。清秘阁的刻工,也经了数次的访问后,方知其亦为张东山。因此,我颇疑刻工与制笺业的关系,也许不完全是处在雇工的地位;他们也许是自立门户,有求始应,像画家那个样子的。然未细访,不能详。

  荣宝斋的刻工名李振怀,懿文斋的刻工名李仲武,松古斋的刻工名杨朝正,成兴斋的刻工名杨文、萧桂,也颇费恳托,方能访知。至于荣禄、宝晋二家,则因刻者年代已久,他们已实在记不清了,姑缺之。刻工中,以张、李、杨三姓为多,颇疑其有系属的关系,像明末之安徽黄氏、鲍氏。这种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手工业是至今也还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为制笺的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不仅拆板不易,即拼板、调色,亦煞费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记其姓名。

  对此数册之笺谱,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沧桑之感。自慰幸不辜负搜访的勤劳,故记之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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