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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的演化(13)


  嘉靖本的刻者不删落一首一句的许多似通非通的“史官”、“后人”的诗,而独独将周静轩的诗全部刊落了,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一句话。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便已可知道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本刻者所不及见,更是罗贯中原本所不能有的了。第二,还有一点,也可证知周诗为晚出。在罗氏原作中,并无特对曹操不满,仅偶有一二处称操为“奸雄”的。所谓“史官”、“后人”的诗中,更是并无一语直斥曹操为奸雄的。独有周静轩的诗,则凡写到曹操处,便口口声声骂他是“奸雄”:

  奸雄曹操并中原,社鼠城狐弃塞垣。
  莫笑温侯无决断,丈夫多惑妇人言。

  (二卷,《白门楼曹操斩吕布》)

  夜深喜识故人容,疋马来还寄旧踪。

  一念误将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姦。(原文如此,“姦”应作“雄”。)

  (一卷,《曹孟德谋杀董卓》)

  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
  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二卷,《曹操会兵击袁术》)

  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中周郎。
  蔡张卖主谋生计,谁料翻为剑下亡。

  (五卷,《群英会瑜智蒋干》)

  这显然是嘉靖时袁了凡诸人的《纲鉴》流行以后,人人皆知三国正统之有归,与曹操罪恶的结果。第三,嘉靖本中所载“史官”、“后人”、“古人”、“宋贤”、“前贤”、“胡曾先生”、“邵康节”诸诗,共三百三十余首,万历诸本所载周静轩诗凡七十一首。这些静轩诗似乎是有意要补前人之缺,所以凡三百三十余首诗咏到的地方,静轩便不之及。(只有二处是例外:一,曹操败走华容道处,静轩别加一首:“山高月小水茫茫,追忆前朝暗惨伤。”二,关公为东吴所败处,静轩也别加一诗:“关公义勇孰能俦,难出东吴吕陆谋。”)这更显然的可见周诗是出于嘉靖本之后,所以会避免重复,专咏“史官”、“后人”及“前贤”所未咏的关节所在。

  周静轩的诗,既不是嘉靖本所有,那末录载周氏的诗的第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何处何人的刊本呢?据今所知,静轩诗的羼入《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始于万历十九年的周曰校刊本。但在万历二十年刊的余象乌本中,亦录及静轩的诗,则静轩诗的被采入,似当更在周曰校本以前。明末刊本的《隋唐演义》中,也有静轩的诗,如在第一卷中,有他的一首:

  兵出成皋用火攻,指麾洛水笑谈中。
  浓云扑面山川黑,烈焰飞来宇宙红。
  不智仁基夸勇力,故教李密有威风。
  真勇惊破隋臣胆,此是攻城第一功。

  周静轩的生平,不可知。马隅卿先生来信说:“颇疑是《杭州府志》中之周礼。仿佛礼字德恭,号静轩。”此说尚可信。

  此外,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一位诗人名丽泉的所作。又,在《残唐五代传》中,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一位诗人名逸狂的所作。在《列国志传》中,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东屏先生及潜渊居士所作。“仰止余先生”,也写得不少。所谓“仰止余先生”,盖即刊行《按鉴批评三国志传》的余象乌。由此种种事实,我们颇可得一个很有趣的悬想,即在那个时代(万历)的闽南,有一班的村学究们以训蒙校书为业,与余氏等等的书林,很有往来,便以书林为中心,校订刊印了许多的“演义”、“志传”。读书人好名之心不能尽泯,便于校读之余,高兴的时候,写了许多的咏史诗,按节插入正文之中,俾其名字得以附于所刊之书,传于不朽。这些人中,或有已故先辈,原来作有咏史诗,为余氏等人所采入的也难说。所谓周静轩、逸狂、丽泉、东屏先生及潜渊居士等等皆为这一班人中的一个人物。而余氏兄弟们,有时便也自己写几首诗附插进去。所谓“仰止余先生”的诗,便是如此的发见于《列国志传》之中的。余氏等书林的刊书,虽不敢任意增删原文,然“插增”的工作却是他们所优为、所惯作的。《水浒传》既为他们“插增”了田虎、王庆二大段,则《三国志传》之“插增”周静轩先生诗,《列国志传》之“插增”潜渊居士、东屏先生以及“仰止余先生”的诗,《隋唐演义》之丽泉诗,《残唐五代传》的逸狂诗等等,当然更有可能了。诗词的“插增”,在一切的“插增”工作上实是最为容易的事,因为只要按段插入便完了,一点经营也不必费。以后闽中书贾,翻刻《三国志演义》时,因为余本既有这些诗,便不肯,也不敢割舍了去,刊落了去。否则,便要表现自己刊本上是比人家的刊本少了一些东西了,这是大有影响于他们书籍的销售的,这是坊贾们所不肯做的事。书贾们只知添些东西,放进他们所刊的书中,而不敢删落什么,其原因大约必在于此。所以一个出版家刊印的《三国志演义》有插图,诸家便也有插图。一家有批评,他家便皆有批评。甚且特别抬出一个大名家来以相凌压。于是你一家是李卓吾批评的,他家的注评便也不得不抬出李卓吾来了。一家既多了音注圈点,他家也不能不照样的办。一家插增了周静轩的诗,他家便也不能不有。象郑以祯本,便是一本集诸本之大成的东西。而余象乌本便是一本勇于“自我作古”的一个杰出的坊本。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余家所刊的《列国志传》、《残唐五代》、《隋唐演义》诸书,以证实我的这个悬想,然而这个悬想却并不是什么幻想,实在是很有证实的可能性的。

  以上五点,皆是万历以后出现的诸本,与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过在面目上而已,内容实在是一无差别。嘉靖本假定是罗贯中氏的原本的话,则罗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还未有人敢加以更动、删落或放大的了;——只除了插增些咏史诗及批注进去。所谓李卓吾氏的批评,虽有时不客气的直指原本的不合理处而加以讥弹,然也不过仅仅指示出来而已,对于原文并不曾擅加删改。书坊们的能事,原来是仅在于“插增”而不敢担当什么润饰、放大、刊落的重任。其敢大大的改动原文,或放大,或刊落,或润饰的,却是需要比较有胆识,有眼光,有笔墨的文人学士们了。《三国志平话》一变而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却是出之于一位文士罗贯中氏之手。现在这本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要有所进展,有所改进,便也非求之于一位文人学士不可了。在清代的初期,张采(即金圣叹)的影响弥漫于全个批评界上,而删改古书之习已成了风尚之时,果然出来了一位文士,又将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变而成为《第一才子书》。自《第一才子书》出,于是罗氏原本的真相不再为读者所知者几三百年。其情形,正如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而《三国志平话》便为之潜踪匿迹一样。这位文士是谁呢?便是张采的跟从者毛宗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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