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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图书集成词曲部


  近来颇有一种风气,对于清代“御纂”的书,每喜加以夸大的鼓吹和引用;《四库全书珍本》的刊行,便是一例。这和夸大蒙古帝国的战功同样的可笑;他们根本上已经忘记了我们汉民族在那时候也是被征服的民族之一;同样的,《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也是我们所应掉“一把辛酸泪”的;有何可夸耀的呢?

  对于《图书集成》,明钞暗袭之者尤多。一般纂书的人,好走捷径,不查原书,便找到这部“万宝全书”的《图书集成》,以为唯一的“资料”。而不知从此“间接”的来源撷取而来的东西,根本上是很不可靠的。曾见有一部什么通史,除钞“九通”和《图书集成》外,几无所有;却也竟是一部流行颇广的“著作”;有的著作中关于“词曲”的一部分,几全部从《图书集成》剽窃而来,却不知《集成》的不大可靠。从前看到这书,久欲一吐此意。为了免除以后的更多数的作者们以《集成》为取材的“万宝全书”计,实在不能不将其中的牴牾处,疏漏处,谬误处,一一为之指出。

  这工作诚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之概。对于自己熟悉一点的,还是“词曲部”。便从“词曲部”说起吧。——还有,关于机械工程的一部分也错得太可怕;把齿轮竟画成了圆轮了,机器如何还会转动呢?“贻误苍生”,莫此为甚!他们是连钞书都也会钞错的。对于这,我也将有一篇批评,继此而刊出。

  “词曲部”占着《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至第二百五十六卷,凡十四卷,篇幅并不算多,疏谬之处,却触目皆是。

  “词曲部”汇考凡八卷,占全部篇幅的大半。我们看这八卷采录的是些什么呢?

  关于“词”的,有:

  (一)王灼,《碧鸡漫志》(凡一卷,《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末并有评云:“此卷考核援引最详雅,可与段安节《乐府杂录》并传为词林佳话”);

  (二)都穆,《南濠诗话》“调名”一则;

  (三)杨慎,《词品》三十四则;

  以上均是关于“词”调名称的解释的(均见《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四)《三才图会》《诗余图谱》(凡三卷,即《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七卷)。

  关于“曲”的,有:

  (一)陶宗仪,《辍耕录》“杂剧曲名”等三则(《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二)《啸余谱》,“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及其下“群英所编杂剧”名目,凡一卷(第二百四十八卷);

  (三)《啸余谱》,《中原音韵》,凡一卷(即第二百四十九卷)。

  又《啸余谱》,“务头”以下(按即《中原音韵》之下卷)凡一卷(第二百五十卷)。

  所谓八卷的“汇考”,不过是如是寥寥的几部书!“总论”所采录的,计有:

  (一)张炎,《乐府指迷》;

  (二)陆辅之,《乐府指迷》(末有评云:“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较是输他一著也。若新巧清丽,是册亦未可少”);

  (三)涵虚子,《词品》(评诸家词),

  (四)附王世贞评明代诸词家;

  (五)徐炬,《事物原始》“词”“曲”二则;

  (六)吴讷,《文章辨体》“近代词曲”一则;

  (七)徐师曾,《诗体明辨》“诗余”一则。

  (以上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又文艺所采录的,自唐、沈朗的《霓裳羽衣曲赋》,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以下,凡文、诗、词三十篇(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文学典》的第二百五十二卷至二百五十五卷为“词曲部”的“纪事”;第二百五十五卷的下半及第二百五十六卷为“杂录”。这两部分琐细过甚,来源过于复杂,要清理是必须费了不少的力量的;且要增补、纠正,也非数日之力所可能;在这篇批评文字里决不能细加批评,故姑且不提。

  但仅就“汇考”“总论”及“文艺”三部分论之,可议的地方已不知有多少!

  最不能原谅的一点是,编者取材的谫陋与疏忽;忽略了(或未见到)第一道的来源而采用了辗转钞袭的谫陋的著作。如关于“词”,张炎的《词源》,陆辅之的《词旨》均易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附于《花草粹编》后。《诗余图谱》,为张所著,明代刊本也甚多。(较易得者为新安游元泾刊本;汲古阁刊本。)今《集成》乃独从《三才图会》录得《诗余图谱》三卷,可谓“间接”的了;而《词源》一书,乃混名为《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乃亦混名为《乐府指迷》,而沈氏的《指迷》则独遗之。此可见编者未见原书,而徒知从明人的很谫陋的辑本里间接取材(盖系从陈眉公《秘笈》本之误。《秘笈》总名《乐府指迷》,而以《词源》为上卷,《词旨》为下卷),故致杂乱无章如此。关于“曲”,更是可笑了。仅知从《啸余谱》录得《太和正音谱》的一部分及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而目未睹原书,故遂致“支离破碎”,不堪一读。涵虚子《正音谱》腰斩了大半,而仅录其“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与“群英所编杂剧”名目。至《中原音韵》则割裂讹误尤甚。编者全录《中原音韵》的关于“韵”录的一部分;至所附“正语作词起例”,则照钞《啸余谱》,目曰“务头”,而竟不知仍是《中原音韵》之文。此全缘“间接”取材,故遂讹误至此!最可怪的是,涵虚子《词品》,原为《正音谱》上卷的一段,名为“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集成》编者乃别列之于“总论”中,且非原文。妄增“已上十二人为首等”,“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汪泽民辈,凡百五人,不著题评,抑又其次也。虞道园、张伯雨、杨铁崖辈俱不得与,可谓严矣”等语。涵虚子竟会这样的自评自赞么?初不明白编者为何如此妄改,妄增,后乃知仍是间接钞袭,并非编者的自作聪明。原来这一段文字,乃是从《欣赏曲藻》上钞过来的;故竟“张冠李戴”,把《曲藻》的文章也拢统的归到涵虚子的名下去了。如有人把这一段文章“引”作涵虚子说的,岂不“贻误”读者么?所附王世贞的评明代诸词家也仍是从《欣赏曲藻》而来。却更大误。原来这一段也是《正音谱》之文,而竟被缠到王世贞身上去了。

  关于研讨“词”“曲”的起源,只引了《事物原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寥寥数则,而不知从更早更好的来源里去找,也是谫陋得可笑。

  其次,可议的地方是疏漏。抛弃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而收入许多不大重要的次等的材料。关于这一点,也说来话长。“词”的一部分,在陆氏《词旨》后,明明的说“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而沈氏的《指迷》却不见采录(此等评语也是照钞他书的)。只录《诗余图谱》而不录《词韵》一类的书,不知何故。至于曲韵,却又全钞《中原音韵》了。

  “曲”的一部分,缺漏的地方尤多。《集成》的编者仿佛只知道世间有北曲而无南曲,有杂剧而无传奇,故“汇考”里,收《中原音韵》,收涵虚子《正音谱》,而完全忘记了关于南曲一部分的材料。且词谱既收《诗余图谱》,则至少曲谱也应收入。北曲谱是摆在手头的,在《正音谱》里就有,却硬生生的把这一部分割裂开去了。南曲谱也不是难找的东西,也就摆在手头,在《啸余谱》里就有。编者既大钞《啸余谱》,为何不多钞些呢?这不能不说是“体例不纯”了。

  索性对于南曲一字不提也倒罢了。在“杂录”里却又采用王世贞《艺苑巵言》,陈继儒《太平清话》,中多论南曲语。但读者如要对于南曲有一种“概念”,却是找遍那末“笨大”的一部《图书集成》都找不到。我们不愿以今日专门家之搜集的结果去和《集成》之内容比较,但至少编者对于不大冷僻的眼前手头的书,应该好好的利用。为什么竟这样的“取舍”无方,随意钞剪呢?南曲在编者那时代正是盛极一时,编者绝对的不应该忽略了它,也没有独缺漏了它的理由。如果这部《集成》在《正音谱》时代,在《永乐大典》时代编成,乃至在正德、嘉靖时代编成,倒还可以原谅。但《集成》的编纂,乃在康熙、雍正时代,这实在是难以使人明了其取舍的动机的。且在《永乐大典》里,也已收入“戏文”三十三种之多;《大典》的编者是将“戏文”和“杂剧”同等看待的。为什么《图书集成》的编者能独独无视南曲的“存在”呢?是无心的疏忽?是有意的排斥?还是缘于编者的无知与手头上材料的不够?三者必居其一。

  “总论”一部,过于贫乏,曲的一部分所录尤少。在编者的时代,论曲的书不会是很难得的。王伯良的《曲律》,沈君征的《度曲须知》、《弦索辨讹》,在那时候都不会是难得的书。沈德符的《顾曲杂言》一类的书(这书也是和《欣赏曲藻》一类的书相同,从沈氏著作里辑集出来的),也不是不易得。为什么关于这一部分的材料竟这样的听任其“零落不堪”呢?

  “艺文”一部,几全是关于“词”的,且也都是不加选择,随手钞辑的。所以许多重要的序文及论文等等都遗漏了,而不重要的“诗”“词”却钞了许多篇。关于南北曲的,可以说是一篇“艺文”也没有。在元明人的著作里,我们绝对不相信不会找不出若干篇关于“曲”的“艺文”来的。关于这一类的材料,我们现在是搜罗得很不少的。将来有机会总要设法刊出,这里且不罗列那些篇目了。

  在这短短的十四卷“词曲部”里,已有了那末多的错误,缺漏,妄为割裂,以及不正确处。如果研究词曲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南针”,作为研究的开始,一定会被引入歧途的。如果做“通史”一类著作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钞袭的根据,那末也一定会沿袭其错误下去,永无得见词曲的全般面目的一天。

  总之,非专门的人读这部书仿佛觉得是“无所不有”,其实却处处是陷阱,如果误信了它,引用了它,便会被引入歧途和错误上去的;专门的人读之,却是“一无所有”“触处皆非”的,根本上用不到它。

  这一类“万宝全书”,今日是用不到的。我们应该明白他们是“官”书,是“急就章”,是非专门的人,用钞胥,用剪刀钞贴而成的“万宝全书”。我们应该去找第一道来源。像这种钞辑而成的东西最容易贻误我们,误“引”了它,便常常要闹出笑话来的。

  我希望有人肯费一二年的工夫,把这部庞大笨重的《图书集成》的“引用书目”编出来;这末一来,我们可以相信,必能拆穿了这个“纸老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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