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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际文坛概观(4)


  这可见当时的演唱杂剧或传奇者,不尽为旅行的或固定的纯粹的演剧团体。有时,娼妓之家也负演唱戏剧的义务,有如今日日本之艺妓。这在上面所引《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的一段里也可以见到。在那里,旅行剧团里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应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写的这个杂剧里,则演唱戏剧者明白的为一个妓女。又,《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里说的,“砌末”可以随身带去;这个《香囊怨》里,又叙述“砌末”可以顿时“放”了。是这种杂剧一类的戏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么舞台或“勾栏”一类的特备的场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只要带了砌末去;也可以顿时在妓院中演唱着,只要“放”了砌末。因为演剧团体与“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后来往往即以“勾栏”为妓院。钟嗣成《录鬼簿》载赵文敬以下数人,皆是教坊中人:

  赵文敬 彰德人,教坊色长;
  张国宾 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坊勾管;
  红字李二 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
  李郎 刘耍和婿。

  钟嗣成置他们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并没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红字李二也和马致远、李时中诸人合作《开坛阐教黄粱梦》一剧,致远等并不以为嫌。是足见当时“教坊”中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并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谱》则述赵子昂语,斥张国宾诸人之作为“绿巾词”,根本上看不起他们。《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而于著录诸家著作之末,又别列一类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赵先生曰:‘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故入于娼夫之列。”熏人欲呕的士大夫气息乃出之于王族才人的笔下,而一般文人们却是并不执持着这种见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会八仙庆寿》一剧,其中所叙述的当时剧坛情形,也可供我们研究。底下叙的又是蓝采和的事。当采和出场时,一群孩儿们跟在他后边:

  众徕扯蓝云)兀的开着勾栏哩!老官人,你去做个院本我每看一看。(蓝云)我不去,我不去。(众徕云)怎地不去?(蓝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栏里发科,怎禁那戏房里撅丁每絮聒。(众徕云)他絮聒些甚的?(蓝唱)他敢道搀了他衣食待怎么!(众徕云)不去发科,只拴一个焰爨也罢。(蓝唱)你教我拴一个新焰爨。(众徕云)替那鼓弄每开呵些也好。(蓝唱)你教我打一个硬开呵,着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这短短的一段里,作者使我们明白:在勾栏里,所演的并不止正宗演剧的“发科”的一种;更有“拴一个焰爨”及“替那鼓弄每开呵”云云的种种的简短的演奏之举。我们虽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谓“拴焰爨”、“打开呵”的意义,但可知他们当是一种短剧或串插的表演,如说笑话,谈人情之类,并非正式的演唱。这也可知在当时的勾栏里所表演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未必便只是纯粹的戏剧一种。

  元代的勾栏(即戏园或剧场),既是那末样的发达,于是新剧本的需要,遂大为迫切。旧剧或“戏文”的翻本,都使观众容易生厌,于是剧团的主人们遂不得不设法去搜罗新的剧本,以应这种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会作剧的,像张国宾之类。但所作究竟不多。于是不得不求之于学士大夫。当这时,学士大夫们正有“怀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这个新兴的文体,以恣自己的笔锋的挥写。当一部剧本脱稿,不久便可见之于红氍毹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宛转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说唱出来。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所虚构的布局,也逐渐的展放于观众之前;或为之笑,或为之叹,或为之奋然而怒发,或为之凄然而泪下。这样的一种可感动的境界,是从前的文人学士们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这是在解决著作家本身的生活问题以外的又一种更伟大的收获。于是有天才的诗人们便都放弃了诗古文词的熟套,而从事于这一种崭新的文体——杂剧。

  像这样改途易辙的天才的诗人们,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诸人。关、王之后,作者更仆难数。他们所著作的剧本都不以一二计。关氏所作,多至六十余本。王氏所作虽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厢》作四本计)。马致远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朴则有十七本。其余郑光祖有十九本,乔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郑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吴昌龄、武汉臣、李寿卿、尚仲贤、石君宝诸人所作,也各在十种以上。这都可见当时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确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实又往往是无能称述的。《录鬼簿》虽记载较详,亦仅对于与他同时代的数十作家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他大多数的“前辈名公”却只是极简略的说及名字里居而已。除了几个比较有声望的作者以外,其余的重要作家,大都只是“浮沉下僚”的不得志的文人学士们,或竟是民间的文士,所谓“书会先生”者流的是。

  说到“书会先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当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还在为庙堂之上的人创作着,为皇室贵家歌颂着,为他们自己及交游们鼓吹诉愿着时,便已有一大批为人民所喜爱的无名文人们,在暗地里活跃着。他们的名字,不会上《文苑传》、《儒林传》的,他们的作品,不会上《艺文志》、《经籍志》的。但他们在民间,却有极雄厚的隐伏的势力。他们的作品,是真实的“大众化”,读者们是不可计量的伙多。他们每是各个新文体的先锋。但他们却是无名的,不知从多少年代以来,那些民间的无名文人都直是处在这样可悲叹的情形之下。到了这一个“变态”的社会,“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局面里,他们乃突然的为世人所注意。他们的天才,乃开始为文人学士们所注意。而他们的自身也便挤入于文人学士们之林。虽然仍有多数的书会先生们是没世无名,但至少总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学士们所选拣出来的了。

  书会先生乃是民间的文人们的称号之一。大约他们的称号是随了“书场”与“勾栏”的发达而来的。他们最初出现的时代是宋(确切一点的说,大约是南宋)。而全盛的时代,便是那个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活都呈现着异态的时代——元。

  书会先生们写着小说,也创作着剧本。在我们仅可见到的元代戏文的三种里,有两种是这样的题着的:

  小孙屠 古杭书会编撰(《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宦门子弟错立身 古杭才人新编(同上)

  所谓“古杭书会编撰”云云,大约指的便是书会先生所编撰的了。“古杭才人”云云,这“才人”虽不说明是“书会先生”,一定也是他们的一流。《简帖和尚》的最后,有一段话道: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张协状元戏文》(《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开场亦有:

  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云云。书会先生们在当时文坛上,一定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谓“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话本”中亦每说及。他们每云这是京师老郎们流传下来的,或是老郎们见了,为作什么云云。大约老郎们也便是书会先生们的别称。

  元代的经济情形,既是十分的异态的发展,于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会情形,也便跟之而来。“钞票”也实行使用了;而著作家们及出版家们便也发生了版权的问题。在这时以前书坊刻书虽不在少数,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似未曾发生过。到了这时,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便存在于元至顺二年刊本的《古今韵会举要》的序末。这乃是刻书者的一个广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 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要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后学 陈案谨白

  这与今日的“此书有著作权,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广告,其作用是没有两样的。著作权的问题,至此而始发生,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尽管不知汉字的蒙古人掌握着军国的大权,但汉籍的流行,却仍是甚为流行的。科举虽不举办,或虽举办而有名无实,然一般的书籍,却仍然甚为流行。

  为了并不预备给考选人之用,因此,流行的书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实用一方面的。这可以分作好几层来说。第一,因为戏剧、音乐、词曲的发达,因此,韵书的编纂,也适应了这个特殊的需要而大为发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韵书的数量是很不在少的:

  《经史字源》(张子敬)、《学童识字》(楼有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刘鉴)、《韵史》三百卷(陈仁子)、《韵海》(陈元吉)、《正字韵纲》四卷(魏温甫)、《类韵》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黄公绍、熊忠)、《韵府群玉》二十卷(阴时夫)、《韵府群玉掇遗》十卷(钱全衮)、《押韵渊海》二十卷(严毅)、《韵书群玉》(盛舆)、《韵原》六十卷(蒋小晦)、《免疑字韵》四卷(李士濂)、《集韵》(竹川上人)、《叶韵补疑》一卷(何中)、《韵书》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应必备一类的书,也一时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籍是每个家庭中,粗识文字的人们所必备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广的: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四十五卷后集六十二卷 刘应孝编
  万宝事山二十卷 钱谱编
  经史事类书泽三十卷 张谅编
  群书钩元十二卷 高耻传编
  竹素钩元三十卷 俞希鲁编

  小学日记故事十卷 虞韶编
  经子类训二十卷 集翠裘二十卷 均白珽编
  居家必用事类十卷 (或云熊宗立撰)
  破万总录一千卷 唐怀德编
  艺圃搜奇二十册 陈世隆编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二十六卷 外集十五卷 富大用编

  其他医学、占卜诸书也大为发达,原因也为的是实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类聚》诸书,宋时已有,却至元而大为流行。

  其他民间流行的剧本、话本、讲史、词曲之类,其付之刷印者无虑千百种。到了今日,他们散失虽多(薄册之小说、戏曲,最易散失),却仍有一部分可以见到。这使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流行读物的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外国人及外国文学的势力,在元代是很伟巨的。有许多的外来辞语及外来故事,在这时都融注于汉文之中。更有许多外来的思想,也乘机输入。——特别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带的事物文化,被我们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大为西域诸国所接受。到中国来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国化的。也有许多的中国故事,在这时是变成了波斯诸国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够写汉文学的西域人,有以下诸人。

  贯酸斋(名云石)的散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师姚隧,故又善古文。杨朝英著名的曲选《太平乐府》便有贯氏的序言。又有马元皋、琐非复初、不忽麻、阿鲁威、沙正卿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则马祖常、余阙数人最为有名。诗人则有萨都刺、丁鹤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称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亦为用力甚深的传世之书。(详见陈垣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第四,文学篇,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元时外国的汉文学者虽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为最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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