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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2)


  二

  在这时期,第一个要讲的作家是杨慎。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官翰林院修撰。谪戍云南,三十余年未得召还。卒死于流放之中(1488~1559)。他才情畅茂,著述极富。其诗文皆能自名一家,无所依傍。所作杂剧有《宴清都洞天元记》一本及《太和记》六本。其散曲也殊佳。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之道:“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洞天元记》今未见传本。系叙“形山道人收昆仑六贼事,所以阐明老氏之旨”(《剧说》上)。

  《太和记》今亦不可得见。《太和记》凡六本,每本四折,每折抒写一段故事;全记实共有二十四篇短剧,据说是按着一年二十四个节令而分排着的。然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此书,只有四卷,不知何故。吕天成的《新传奇品》,亦著录《泰和记》一种,他说:“每出一事,似剧体,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可谓满意。”则其书正与升庵《太和记》相同。然其作者则为许潮。沈泰的《盛明杂剧二集》,著录许潮的杂剧最多,凡八种,大约皆为《泰和记》中的短剧。然他于《武陵春》一剧虽标许氏之名,而首页上端则特著之道:“弇州诮升庵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说者谓此论似出于妒。今特遴数剧以商之知音者。”而于其下的《兰亭会》一剧其作者之名下则直题升庵。似沈氏当时,尚未别白清楚《泰和记》一书,究竟是杨著或许著。

  焦循《剧说》:“余尝憾元人曲,不及东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传也。明杨升庵有割肉遗细君一折。”(卷三)又同书:“近伶人所演陈仲子一折,向疑出《东郭记》,乃检之实无是也。今得杨升庵所撰《太和记》,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难也!”(卷四)以此说证之《也是园书目》,则升庵实有《太和记》一书可知。胡文焕《群音类选》,载《泰和记》十出,其中正有“东方朔割肉遗细君”。而《王羲之》、《刘苏州》诸出,则又同《盛明杂剧》。是《杂剧》本所载《泰和记》又实为升庵作可知。或者,《太和记》原有两本,一为许潮作,一为升庵作,其体裁又俱相同,故后人往往混之而为一。连《盛明杂剧》的编者也分别不清,故有目题许作,而评语又称杨作之矛盾发生。

  李开先所著杂剧,今存《园林午梦》,盖为《一笑散》中的一种。开先初与王慎中、唐顺之等号称嘉靖八才子。然不甚争时名,独孜孜于当世所不为的词曲之业。他所藏的曲,在当时为最富,有“词山曲海”之称。但论者对于他的作品往往以“词意浮浅”讥之。盖因其一面虽不肯失文士的面目,一面却欲力求与民众相合拍,因此颇露着矛盾之态。这是读中麓作品者所都可看得出的。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说:“伯华弱冠登朝,奉使银夏,访康德涵、王敬夫于武功、鄂、杜之间。赋诗度曲,引满称寿。二公恨相见晚也。罢归,置田产,蓄声妓,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掐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为文一篇辄万言,诗一韵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谐调笑,信手放笔。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又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集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尝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枋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销岁月,暗老豪杰耳。”“借此坐销岁月”数语,意愿可悲,却可见他对于文艺并非以真诚从事,所以常多草率随意之作。

  汪道昆在实际上是这时代中第一个着意于写作杂剧的人。道昆字伯玉,号南溟,歙县人。除义乌知县。历襄阳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改郧阳,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召拜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大雅堂杂剧》四种。道昆与王世贞等同时,世目之为“后五子”。虽不得预与“后七子”之列,然文名甚著。七子相继凋谢后,世贞与道昆之名乃益著。论者往往以汪、王并称。然王既不甚满人意,汪则更为后人所讥诮。

  沈德符说:“汪文刻意摹古,仅有合处。至碑版记事之文,时授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扦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论。”(《野获编》)钱谦益也说:“伯玉名成之后,肆意纵笔,沓拖潦倒,而循声者犹目之曰大家。于诗本无所解,沿袭七子末流,妄为大言欺世。”(《列朝诗集》)他的杂剧也不甚得好评。

  沈德符说,“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胜场。今人不复能措手。曾见汪太函四作,为《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游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非当行。”(《顾曲杂言》)以北剧的格律律之,这几剧当然不是“当行”之作。然辞语亦颇尖新可喜。在故事上,在文辞上,在在都可见其为文人之剧而非民众的脚本,是案上的读本,而非场上的戏剧。说白是整饬雅洁的,曲文更是深奥富丽,多用典实。离“本色”日益远,而离文人的抒情剧则日益近了。

  今所见伯玉的《大雅堂四种》是:《楚襄王阳台入梦》、《陶朱公五湖泛舟》、《张京兆戏作远山》、《陈思王悲生洛水》,与沈德符所说的四种,中有一种不同。当是沈氏记错。这四剧都只是寥寥的“一折”。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却很重。在格律上,这些杂剧也完全打破了北剧的严规。最可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来开场;(二)全剧都只有一折,并不像元人北剧之至少必须四折;(三)唱曲文的,并不限定主角一人,什么人都可以唱几句。南戏的成规,在这时已完全引进到杂剧中来了。

  梁辰鱼杂剧有《红线女》及《红绡》。伯龙以《浣纱记》得盛名。《红线女》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泽谣》中所记的一个故事。当藩镇相争,天下大乱之际,人心虽怨怒,却无法奈那一班好乱的武人悍将何,于是便造作许多侠士的故事,诛奸吓强,聊以快意。红线的故事,便是许多侠士故事中的一篇。梁氏此剧,严守北剧规则,全剧皆以旦角主唱。此种故事,本来只能成为短篇,铺张成为四折,颇觉索然无味。同时胡汝嘉亦有《红线记》一剧,然不传。

  汝嘉字懋礼,号秋宇,金陵人,嘉靖己丑进士。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为藩参。顾起元说:“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闻,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诟当事者也。其《红线杂剧》,大胜梁辰鱼。”(《客座赘语》)惜今未得见汝嘉的红线,不知其“大胜梁辰鱼”者果何所在。梁氏的《红绡杂剧》,今未见。其所叙的故事,则与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相同,皆本于唐人的传奇。

  沈璟的《属玉堂十七种传奇》中,有两种是以杂剧之体出之的:即《十孝记》与《博笑记》。《新传奇品》说:“《十孝》,有关风化,每事以三出,似剧体。此自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群音类选》所载《十孝记》,每事皆选一出,惟少说白耳。《新传奇品》又说:“《博笑》,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辄令人绝倒。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今有天启刻本(上海有石印本)。沈自晋说:“《十孝记》系先词隐作,如杂剧体十段。”像《十孝》这种体裁,以略相类似的故事数篇或数十篇合为一帙,而题以一个总名者,在前一个时期及这个时期都有;而以这个时期为最盛。其作俑似当始于前期沈采的《四节记》。《四节》系以叙写四时景节的四剧,合而为一者。其每一剧实即一个杂剧。

  其后,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徐渭的《四声猿》四种,车任远的《四梦记》四种皆是;大帙者如杨慎的《太和记》二十四种,许潮的《太和记》若干种,叶宪祖的《四艳记》四种,顾大典的《风教编》四种皆是。璟的《十孝》、《博笑》,盖即他们的同类。《十孝》每事三出,十事当有三十出。《群音类选》所载,尚非其全部。《十孝》者,盖指黄香、郭巨、缇萦、闵子、王祥、韩伯俞、薛包、张孝、张礼、徐庶等十人孝亲的故事而言。

  顾大典的《风教编》为《四节记》体的杂剧合集。今不传。《列朝诗集》:“副使家有谐赏园、清音阁,亭池佳胜。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今松陵多蓄声伎,其遗风也。”吕天成谓:“道行俊度独超,逸才早贵,菁华缀元、白之艳,潇洒挟苏、黄之风。曲房姬侍如云,清阁宫商和雪。”又云:“《风教编》一记分四段,仿《四节》,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但未知所谱究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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