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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2)


  二

  但宋代却是一个批评精神复活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其“无当大雅”的诗话之多,便抹杀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的成就。从六朝以后,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却不是批评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曾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宋人便不同了。很早的时候,他们便已有勇气来推翻旧说,用直觉来评释古书。他们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从古人,知道从书本里求得真义与本相。于是汉、唐以来许多腐儒的种种附会的像痴人说梦似的解释,便受到了最严正的纠正。这种风气,从欧阳修作《毛诗本义》,郑樵作《诗辨妄》以来,便盛极一时。南宋中叶的朱熹,便是这一派批评家的代表。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登绍兴进士第。历事高、孝、光、宁四朝。终宝文阁待制。庆元中致仕,旋卒。宝庆中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熹在当时,讲正心诚意之学,颇为时人所妒恨。但从游弟子甚多,其势力也极大。他对于经典古籍,多有解释。在其《语录》及文集里,也有不少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的贡献。惟其最重要的见解,则在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他的批评的主张,在《诗集传》及《楚辞集注》的两篇序上,也可以看出一个大体来。他对于诗的起源,有很正确的见解: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打倒了《毛诗序》,发见:“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更发见郑、卫诸风中的情诗的真价,而反对毛氏的美刺之说(他于《集传》后,更附《诗序辨说》,专辨《诗序》的得失)。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他不仅发见古代几十篇的美隽的情歌而已,他直是发见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他的《楚辞集注》也把《楚辞》的真面目从王逸诸人的曲解里解脱出来。他说道:“《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样。”又道:“《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他虽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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