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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6)


  六

  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词,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词。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惟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许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已是不很深广了。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辞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淳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郁抑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么样的婉曲入微,那么样的又真挚、又美丽地倾诉过。

  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的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间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入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卜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的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瓦尔米基,今音译是跋弥,意译是蚁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
  【《奥特赛》,今通译《奥德赛》。】
  【《拉马耶那》,今通译《罗摩衍那》。】

  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奥特赛》,瓦尔米基的《拉马耶那》,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应该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它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它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它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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