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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2)


  二

  但甲骨、钟鼎刻辞等,以不成篇章者为最多。其较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记载,几全在《尚书》里。编集《尚书》者相传为孔子。据说全书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却非原本,其中多有伪作。可信为原作者仅由伏生传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余三十篇,有五篇系由旧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则为伪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称为“今文本”,五十八篇则亦称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下,传其学者,在汉有大小夏侯及欧阳。古文本相传系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居时,由壁中得到。《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又同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同书《楚元王传》亦言:“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由此可见在西汉之时,逸书或《古文尚书》,较之今文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大约在东晋大乱时已失不见。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这个增多本,初无人疑其为伪者。到了宋时,方才有人觉得可疑。到了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种种方面证实,增多的二十五篇,实为梅赜所伪造,不仅“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已。这成了一个定谳。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但大约可分为下之三类:

  第一类 誓辞 这个体裁《尚书》里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这是用兵时鼓励臣民的话。我们在这些古远的誓辞中,很可以看出许多初民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时的誓语,他对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状乃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有人据此八字疑其为后人所伪作。但至少当经后人的改写);于是他便接下去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称天以伐人国,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见的事。凡当双方以兵戎相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总是说,他是“恭行天之罚”的,他的敌人是如何如何的为天所弃。不仅启如此而已。汤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总之,无论哪一方,总是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须顺了天意,前去征伐。”他们又是奉了庙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赏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与神道有关系的;与一个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战争,当然更与神道有密切的关联了。如果我们读着《甘誓》(约公元前2196年)、《汤誓》(约公元前1777年)及《牧誓》(公元前1122年)的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气氛来,神的气氛是渐渐的少了,人的气氛却渐渐的多了。其为不同时代的东西无疑。不过,像《甘誓》、《牧誓》的写出,可能要比较晚些。

  第二类 文诰书札 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另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洪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可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 这一类《尚书》中较少,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记事(虽然不见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范》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之类。

  综上所言,可知《尚书》的性质与内容是很不一致的。旧说《春秋》是纪事的,《尚书》是纪言的,《尚书》又何尝止是纪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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