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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九


  前期的诸宫调,孔三传诸人之所作者,今已不可得见。今所见的《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等作,如上所述,已渗透入不少南宋的唱赚的成分在内,显然都是后期之作。兹先就现存的几种,加以叙述。次更将诸种载籍中所著录的或所提到的各诸宫调名目,一一加以讨论。

  《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作。明时传本至罕,故时人往往与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相混。《徐文长评本北西厢记》卷首题记云:

  斋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无一字差讹。余购得两册,都偷窃。今此本绝少。惜哉!本谓崔张剧是王实甫撰,而《辍耕录》乃曰董解元。陶宗仪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别本《西厢》,乃弹唱词也,非打本。岂陶亦从以弹唱为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记以俟知者。

  是徐文长曾经见过《董西厢》的。不过他误解了陶宗仪的话,故有此疑。陶氏的原文是:

  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辍耕录》“杂剧曲名”一条)

  徐文长(1521-1593),即徐渭。明代剧作家、诗人、书画家。字文长,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多才多艺,诗歌创作以七古七律最佳,杂剧更受推崇,代表作为《四声猿》。著作有《南词叙录》、《徐文长集》30卷等。

  他的意思,只是慨叹于《董西厢》世代未远,已鲜人能解,并没有说董解元所编的《西厢记》是杂剧。到了明万历以后,《西厢记诸宫调》方才盛行于世。今所见的,至少有下列的几种版本:

  俗文学史

  此外,尚有今时坊间之铅印本一二种,妄施改削,不足据。

  董解元的身世不可考。关汉卿所著杂剧有《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一本(今佚),说的便是他的事罢。陶宗仪说他是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时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列他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首,并于下注明:“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也说他“仕于金,始制北曲”。毛西河《词话》则谓他为金章宗学士。大约董氏的生年,在金章宗时代的左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是否仕金,是否曾为“学士”,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他大约总是一位像孔三传、袁本道似的人物,以制作并说唱诸宫调为生涯的。《太和正音谱》说他“仕于金”,恐怕是由《录鬼簿》“金章宗时人”数字附会而来的。而毛西河的“为金章宗学士”云云,则更是曲解“解元”二字与附会“仕于金”三字而生出来的解释了。“解元”二字,在金元之间用得很滥,并不像明人之必以中举首者为“解元”。故《西厢记》剧里,屡称张生为张解元;关汉卿也被人称为“关解元”。彼时之称人为“解元”,盖为对读书人之通称或尊称,犹今之称人为“先生”,或宋时之称说书者为某“书生”、某“进士”、某“贡士”未必被称者的来历,便真实的是“解元”、“进士”等等。

  《西厢记诸宫调》的文辞,凡见之者没有一个不极口的赞赏。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

  《西厢记》虽出唐人《莺莺传》,实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

  《黄嘉惠》本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时论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骏逸”。

  清焦循《易余龠录》则更以董曲与王实甫《西厢》相比较,而尽量的抑王扬董:

  王实甫《西厢记》,全蓝本于董解元。谈者未见董书,遂极口称道实甫耳。如《长亭送别》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实甫则云:“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泪与霜林,不及血字之贯矣。又董云:“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王云:“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两相参玩,王之逊董远矣。若董之写景语,有云:“阪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有云:“回头孤城,依约青山拥”……前人比王实甫为词曲中思王、太白。实甫何可当,当用以拟董解元。

  焦循(1763-1820),清代学者。字理堂,甘泉(今江苏江都)人。著有《易章句》、《易图略》、《论语通释》等。

  吴兰修在他的校本《西厢记》剧的卷首,说道:“此记即王实甫所本。有青出于蓝之叹。然其佳者,实甫莫能过之。汉卿以下无论矣。余尤爱其‘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黄梅雨’二语。乃南唐人绝妙好词。王元美《曲藻》竟不之及。何也?”邵咏在将董本与其王本对读之后也说道:“觉元本字字参活,天然妙相。惜其妍媸互见,不及实甫竟体芳兰耳。”他们虽没有焦循那么没口的歌颂,却也给董西厢以很同情的批评。大约读过董作的人,至少也总要是为其妍新俊逸的辞采所沉醉的。

  吴兰修(789-1339),清代史学家。字石华,广东嘉应州人。嘉庆举人,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的第一任学长。一生治学问、改诗文,是我国南汉史著名专家。著述甚丰。

  但董作的伟大,并不在区区的文辞的漂亮,其布局的弘伟,抒写的豪放,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已臻化境”。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我们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把不到十页的《蝶恋花鼓子词》,放大到那末弘伟的一部“诸宫调”,便可想象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古今来所少有的。我们的文学史里,很少伟大的叙事诗。唐五代的诸变文,是绝代的创作,宋金间的各诸宫调,也是足以一雪我们不会写伟大的“史诗”或“叙事诗”之耻的。诸宫调今传者绝少。《刘知远诸宫调》仅传残帙,《天宝遗事诸宫调》,今始集其余骸;则诸宫调之完整的一部书,仅此《西厢记诸宫调》耳。对于这样的一部绝代的伟著,我们是抱着“赞叹”以上的情怀以叙述着的。

  崔、张的故事,发端于唐元稹的《会真记》;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亦叙崔、张事,但对于微之所述,无所阐发,其散文部分,且全袭微之《会真记》本文。真实的一部使崔、张的故事大改旧观的却是这部《西厢记诸宫调》。自从有了此作,崔、张的故事,便永远脱离了《会真记》,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董作是崔、张故事的改弦重张的张本,却也便是崔、张故事的最后的定本。以后王实甫、李日华、陆天池诸人的所作,小小的所在虽间有更张,大关键却是无法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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