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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许地山先生


  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么沉痛凄楚着。我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位风趣横溢的好友。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而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死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往往悲从中来,怅惘不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纸窗,卧听狂风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许地山先生和谢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战中逝去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宝兴西里,他们俩都和我同住着,我那时还没有结婚,过着刻板似的编辑生活,六逸在教书,地山则新从北方来。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谈,或外出喝酒。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咕嘟嘟地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地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地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地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儿知觉也没有了。一想起这两位挚友都已辞世,再见不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语声,心里便凄楚欲绝。为什么“悲哀”这东西老跟着人跑呢?为什么跑到后来,竟越跟越紧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他家境不见得好。他的费用是由闽南某一个教会负担的。他曾经在南洋教过几年书。他在我们这一群未经世故人情磨炼的年轻人里,天然是一个老大哥。他对我们说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他有好些书,西文的、中文的,满满地排了两个书架。这是我所最为羡慕的。我那时还在省下车钱来买杂志的时代,书是一本也买不起的。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日本翻版的《太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站在窗边,外面还亮着。窗外是一个水池,池里有些翠绿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地响着。

  “你喜欢太戈尔的诗么?”

  我点点头,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诗,也是第一次读到。

  他便和我谈起太戈尔的生平和他的诗来。他说道:“我正在译他的《吉檀迦利》呢。”随在抽屉里把他的译稿给我看。他是用古诗译的,很晦涩。

  “你喜欢的还是《新月集》吧。”便在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给你;你可以选着几首来译。”

  我喜悦地带了这本书回家。这是我译太戈尔诗的开始。后来,我虽然把英文本的太戈尔集,陆续地全都买了来,可是得书时的喜悦,却总没有那时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绍他的二哥敦谷给我。敦谷是在日本学画的,一位孤芳自赏的画家,与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编《儿童世界》时,便请他为我做插图。第一年的《儿童世界》,所有的插图全出于他的手。后来,我不编这周刊了,他便也辞职不干。他受不住别的人的指挥什么的,他只是为了友情而工作着。

  地山有五个兄弟,都是真实的君子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父亲在台湾做官。在那里有很多的地产。当台湾被日本占去时,曾经宣告过,留在台湾的,仍可以保全财产,但离开了的,却要把财产全部没收。他父亲招集了五个兄弟们来,问他们谁愿意留在台湾,承受那些财产,但他们全都不愿意。他们一家便这样地舍弃了全部资产,回到了祖国,因此,他们变得很穷。兄弟们都不得不很早地各谋生计。

  他父亲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台湾独立时代,尽了很多的力量,写着不少慷慨激昂的诗。地山后来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诗集。他有一次游台湾,带了几十本诗集去,预备送给他的好些父执,但在海关上,被日本人全部没收了。他们不允许这诗集流入台湾。

  地山结婚得很早。生有一个女孩子后,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独自到了那坟地上,在她的坟前,默默地站着,不时地带着鲜花去。过了很久,他方才续弦,又生了几个儿女。

  他在燕大毕业后,他们要叫他到美国去留学,但他却到了牛津。他学的是比较宗教学。在牛津毕业后,他便回到燕大教书。他写了不少关于宗教的著作;他写着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编过一部《大藏经引得》。这些,都是扛鼎之作,别的人不肯费大力从事的。

  茅盾和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写了好些小说,像《换巢鸾凤》之类,风格异常地别致。他又写了一本《无从投递的邮件》,那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书,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后,他到香港大学教书,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讲座,地位很高,是在“绅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么中文解释上的争执,都要由他来下判断。他在这时期,帮助了很多朋友们。他提倡中文拉丁化运动,他写的好些论文,这些,都是他从前所不曾从事过的。他得到广大的青年们的拥护。他常常参加座谈会,常常出去讲演。他素来有心脏病,但病状并不显著,他自己也并不留意静养。

  有一天,他开会后回家,觉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体力支持不住,便移到山中休养着。便在午夜,病情太坏,没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当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为祖国努力奋斗的时候,病魔却夺了他去。这损失是属于国家民族的,这悲伤是属于全国国民们的。

  他在香港,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虽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时曾被他们全部取走,而现在又在日本发现,全部要取回来,但那时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运恐怕要更劣于此。——也许要散失了,被抢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赞堃,写小说的时候,常用落花生的笔名。“不见落花生么?花不美丽,但结的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当我问他取这笔名之意时,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于人的;见到他便是一种愉快。他胸中没有城府。他喜欢谈话,他的话都是很有风趣的,很愉快的。老舍和他都是健谈的。他们俩曾站在伦敦的街头,谈个三四个钟头,把别的约会都忘掉。我们聚谈的时候,也往往消磨掉整个黄昏、整个晚上而忘记了时间。

  他喜欢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买珍贵的古物。他在北平时,常常到后门去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绝为隽秀,又有元代的壁画碎片几方,古朴有力。他曾经搜罗了不少“压胜钱”,预备做一部压胜钱谱,抗战后,不知这些宝物是否还保存无恙。他要研究中国服装史,这工作到今日还没有人做。为了要知道“纽扣”的起源,他细心地在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他买到了不少摊头上鲜有人过问的“喜神像”,还得到很多片玻璃的画片。这些,都是与这工作有关的。可惜牵于他故,牵于财力、时力,这伟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写中国版画史的时候,他很鼓励我。可惜这工作只做了一半,也困于财力而未能完工。我终要将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却永远见不到它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对人总是很高兴的样子。我没有见他疾言厉色过;即遇拂意的事,他似乎也没有生过气。然而当神圣的抗战一开始,他便挺身出来,献身给祖国,为抗战做着应该做的工作。

  抗战使这位在研究室中静静的工作着的学者,变为一位勇猛的斗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面的抗战阵容失色了。他没有见到胜利而死,这不幸岂仅是他个人的而已!

  他如果还健在,他一定会更勇猛地为和平建国、民主自由而工作着的。

  失去了他,不仅是失去了一位真挚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失去了一位最坚贞、最有见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实在不仅是个人的友情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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