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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旧形式旧文体果然装载得了新题材吗?


  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旧形式、旧文体果能装载得了新题材吗?新题材被装载在旧形式、旧文体里不会像“削足适履”似的难堪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必多费事,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里。

  光绪、宣统间,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译了许许多多的欧美诸国的小说,引起了怎样微小的影响,是谁都知道的;连他自己所写的《技击馀闻》,《京华碧血录》,《新官场现形记》也都一点儿不曾有过新的外来的气息儿。同时的译者们,用章回体来翻译什么外国小说,却更是荒唐了,简直把外国的原著变成了一种活像姜太公乘坐的“四不像”!

  梁任公先生的《新罗马传奇》,将意大利建国三杰人及其他人物,都穿上了中国式的生、末、净、旦、丑的衣冠装扮,显得是如何的不舒服。

  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草》,在旧诗的形式里,夹杂了不少的新名辞,虽然有人觉得怪刺眼的,但比较也还算是成功。可是究竟行不通。这旧瓶装新酒的花样竟成了“独学无侣”的玩意儿。

  中国从事于革新运动,到那时已有了三五十年的历史,却不曾有过什么好的成绩者,最大的原因便是为旧形式、旧规模所羁绊;不能自脱,便不能创立一个新的局面。

  在旧的酒囊里永远装载不了新酒。

  新酒只能装载在新的酒囊里!

  所以,从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坛便顿时显现了从不曾有的锐气,便创造了从不曾有的许多崭新的著作。新酒恰恰是要新酒囊来装载的。

  大众文学的问题,也离不开这一般的文学运动的现象与结果。

  抛弃了一切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勇敢的担负起新形式、新文体的创作的责任。想利用旧的什么,结果一定是反会为旧的所利用的;正像一种革命运动,如果利用了旧军阀、旧官僚,结果一定是反会被他们所利用的。——这事实是太明白的呈现于我们之前。

  至少,那结果是“四不像”!把现代人硬穿上古装,背起“军旗”,戴了戏盔,在舞台上唱西皮快板,或倒板,或二四调,够多么糟!

  (吹打介 出兵将 翁上引)镇守吴淞,众倭人,胆战心惊。(坐帐介,众将参介,翁白)平生志气斗牛冲,要学当年赵子龙。可恨日人无道理,夺吾三省扰吴淞。(白)本军翁照垣,奉令把守吴淞炮台,今日又当开仗之期。众将官,炮台去者。

  ——《战淞沪》中册第五页

  (花旦上唱)自幼儿 太娇痴 风流自赏 嫁王郎 太粗鄙 又嫁徐郎 又谁知 那徐郎 文人命短 撇下了奴独自凄凉 将身儿且坐在 栈房楼上 等候了 前度的 那位刘郎(坐介,白)奴家陆小曼自幼出嫁王郎 只是他本武人生性粗鄙 是我一怒 与他离婚……

  ——《战淞沪》中册第六页

  这幕悲壮的抗日战争被这么一搬到舞台上来,几乎有变成滑稽戏的样子了。

  多少现代的悲剧不是被搬上了舞台或说书坛而受到了难堪之极的“改造的”。

  真鸟仔,一泊着瓦擀。奸商卖日货贪臭钱。反日会们奸商受怪汝命,将万做亡国就在眼前,罚从严!

  ——福州版《反日曲调新真鸟仔》一打之一

  说书先生们夹杂了新名辞,伶工们插科打诨而运用到现代事,往往会使我们听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是那么样的不合适与不调和!

  旧式舞台上演唱《施公案》的时候,金大力也还穿清服,戴翎顶登台呢。而我们今日竟连这代表时代的翎顶胡服也都要除去。

  还有一个好例:“一二八”上海战役之后,出现了不少以旧形式来叙写,来歌昹这战役的东西。友人茅盾尝搜集了这一类的刊物,而加以比勘的研究,又见其思想的荒谬可笑处,和中法战役、鸦片战役之后所刊行的歌曲毫无二致;也正和喧传了大江以南的《阎瑞生》、《王莲英》一类的小唱毫无二致。当一位卖唱本的小贩,敲着一面小锣,站在街头巷口,以《孟姜女叹春》的滥调,歌唱着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或胡阿毛开车入黄浦一类的时事的当儿,只有将那些严肃的故事转变成滑稽的耍笑而已,只有丧失干净那故事的重要性而垂现着“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阿Q式的熟识的小丑面孔而已。

  所以,我主张: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像鼓词,弹词,宝卷,皮黄戏,梆子调乃至流行于民间的种种的小调,概不适宜于被用来装载新题材。这一切,概要排斥净尽。

  我们的新题材的大众文学,需要新的形式与文体!

  在新的文体、新的形式之下,方能够完全斥去了旧时代、旧社会的封建余毒,他们是和旧形式、旧文体最坚强的胶结在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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