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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一九二一年六月)

  季诺维也夫[1]同志!

  我们曾两次就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承认江亢虎[2]代表资格一事提出抗议,但都没有结果。我们的第三次抗议(用英文写的)已由张同志亲自寄给您了,不过我们担心您忘记了看看它。由于这件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至关重要,我们再一次提醒您。在前一次的声明(签名的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舒米亚茨基和日本代表太郎),我们提出了下面三点理由:

  1.他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他自称代表的社会党在中国并不存在。他是中国反动的北京政府总统的私人顾问。2.中国青年对他并不尊重,也不信任。如果他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那就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破坏他们的声誉。3.他是十足的政客,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会利用他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代表这一事实,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从而损害中国共产党。

  除上述理由外,我们还想简单地向您介绍一下他的社会经历。

  辛亥革命时,他在上海组织过社会党。该党并没有固定的原则,其成员主要是坏人。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后不久即告瓦解,这也可以说明该党的质量。江亢虎随即前往美国,直到去年才回国。他在这段时间也像以前一样,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做过甚么工作。当他看到中国的大学生倾向社会主义时,他就以所谓社会党的创建人的面目接近学生。但是革命的学生对他十分了解,所以没有理他,于是他就倒向反动的督军们及其首领——北京的总统,总统任命他为私人顾问。此后总统派他到了俄国,据他妻子告诉我们的翻译戈尔斯基同志,他的任务是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关于苏俄的书。离开北京以前,他找了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优林,请他写一封介绍信。优林处于外交方面的原因不便拒绝。但优林同时电告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不让他到莫斯科来。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也并不希望他来,可是由于误会,他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赤塔代表那里取得去莫斯科的护照(这是日本代表太郎告诉我们的,有关情况您可以询问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我们得知他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告诉了苏米亚茨基同志(资格审查委员会中的代表),请他不要发给代表资格证书,苏米亚茨基通知说,不会发给他证书。可是他得到了证书。我们知道,殖民地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革命政党都可以参加共产国际,拥有发言权。但是他只是一个冒险分子,并不代表任何政党。他既然不能获得中国青年的信任,共产国际接受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是反动的北京总统的私人代表,如果我们信任他,我们可以按这个身份接待他,但绝不能让他参与党的事务。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老牌的社会主义者。他有这个名声是因为他第一个在中国提出社会党的名字,而不是因为他在中国从事过社会主义的工作。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工人,也没有写过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他同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毫无关系。

  我们很重视这件事,因为它会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损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我们请您注意这一点。

  中国代表团代表

  秀松、张太雷

  [1]季诺维也夫(1883—1936),苏联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

  [2]江亢虎(1883—1954),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倡导社会主义”。1911年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在民国初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1)原件存中央档案馆,系译文,赵永穆译。原件无具体时间,现时间为编者根据书信内容暂定。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开幕之时,除中国共产党张太雷(正式代表)、俞秀松外,江亢虎、姚作宾分别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和所谓“共产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为确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唯一政党地位,俞秀松等三次致信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质疑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资格,强烈要求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取消他们的代表资格。共产国际经过研究,立即中止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资格。本文系俞秀松、张太雷就江亢虎的代表资格问题,联名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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