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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上海的罢工潮


  六论上海的罢工潮(1)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经过两月半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这一次由经济奋斗走入民族政治奋斗的罢工,本报已曾预言,并且预言正在发展的罢工运动将愈扩大,而形式亦愈严重!但在同时,我们亦指出依据上海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仍保有两种必然的性质和趋向,这便是:(一)在民族政治性的罢工中,其主要原素亦包含有经济的斗争;(二)工人阶级之政治自由完全没有,工厂的待遇又万般苛虐,工会组织之百折不回的奋斗乃罢工的原素之一。

  从本月二十日起,上海小沙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原素:一是最近发生的陈阿堂之被杀案;二是日本资本家最近对于工人之进攻。这一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有一万三千四百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实现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总之,这一次的形势,是对日的总同盟罢工;这一次罢工的性质,是上海工人的民族政治性兼经济性的奋斗。

  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次的罢工。凡是不堪忍受压迫的革命分子,主张中国民族解放者,无产阶级奋斗的战士,都应当了解与重视这一次罢工,并实行起而援助。上海日本工厂与日本各种企业的工人发动罢工,固然因为自身不堪忍受日人的压迫,然而爆发罢工乃民族的政治的原因。顾正红被杀案,是伟烈的“五卅”运动之导火线。最近陈阿堂被杀案,又成为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仍继续施行屠杀的策略。“五卅”的伟大运动,因为有“中日亲善”者的斡旋,并没有给日本人以多大的惩戒,又何况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扶植的军阀势力,正当炙手可热之时。国民军被迫再退,联军进占南口与张垣,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又一次的如日之方中。姑无论表面在政治上,日人教训奉系军阀不宜激进;然而日本政府与日本的资产阶级,已准备进行完全取得东三省与南满的主权,并趁此时机夺取长江流域的英、美地位。这是我民族政治的目前主要问题之一,这亦是引起上海有组织有训练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击鼓呼战的根本原因。

  陈阿堂案发生已月余了。谁是陈案的有力抗争者?上海的新闻记者(举例说,如较进步的商报)以为空言无补于事实,渐渐讨厌宣言式的空谈。但是怎样才不算空谈?除开会发宣言而外,什么是有力的实际的行动?上海的一般“名流”又说,要讲法律。日本人在中国犯罪,杀死中国人,因为有领事裁判权,并不归中国法律办理,法律从何讲起?上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此时并不肯“提倡实业”,并不肯说对日经济绝交,而抵制日货的口号,仍然只由工人、学生与一般市民高呼。这次首先击鼓作战的,又是工人阶级。我们并不反对,假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此时肯提出“禁止日人在中国设工厂”的口号。然而这是“过激派的口吻!”中国的资产阶级断不肯说这句话。但是像各日本工厂对中国工人那样虐待与压迫的状况,在工人群众却无所姑息,甚至愿意实行驱逐日本资本家出中国境。日本资本家被逐的至少好处是:顾正红可以不被杀;现在的陈阿堂案,或者也可以不至于发生。不幸顾案以后又有陈案,空言又无补于事实,上海各日本工厂的工人,怎样才足以表示抵制日本的行动呢?米价这般高涨(最近竟达每石十九元六七角!)生活这般困苦,不作工何以生存?然而上海工人阶级,终于举行对日的总罢工了!

  本月二十日上午六时,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第一次罢工命令,原文如下:

  “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各厂工友们:东洋人横暴无理,在万里丸船上,竟秘密杀我同胞陈阿堂;在日华厂中,又敢用电网害死我工友郝霍卿;三厂、四厂、九厂的全体工友,又备受日人无理停厂之压迫,饱尝拘捕毒打开除之苦;最近九厂工友石万才,又被毒打,生死不明。日人之种种罪恶,擢发难数!我工人为争国权,为争工人生命安全与利益,决以最后手段对付。联络各界,一致抗争。我东西五、七、八、十二厂全体工友,着先于即日起,实行同盟罢工,听候工会命令!勿怠!勿忽!切切!

  此令。

  上海纱厂总工会 八月二十日”

  此次首先实行罢工者,即命令中所述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十二共五厂,计一万余人。日本内外棉厂在上海者共十一厂,前述五厂先发动,乃该五厂工会自向纱厂总工会所要求;但在发动后数日内,其余六厂亦经纱厂总工会继续发布,第二次、第三次……命令,先后加入罢工同盟。各厂发动时,多以陈案及各厂情形为准,如十三、十四两厂,于二十五日见报载陈案消息,日本总领事对陈案抵赖,及证人发表之口供,愤慨不已,即时宣布罢工。在罢工后,全上海各日厂(纱厂及纱厂以外各厂各业)工会,复举行代表会议,决议为争陈案及反抗工厂压迫谋自身利益起见,请求上海总工会发布全上海对日总罢工令。会议后,各处即着手组织罢工委员会。迄现在止,虽尚未全体发动,但已由沪西至沪东,由内外棉及于其他各纱厂,由纱业及于其他各业。上海总工会是全上海工人的总组织,且是一个革命的工会,在此时自然竭尽所能,指导群众行动。各厂各业工人,在此次行动中,更表示出有组织有秩序的力量。现在仅仅是这一次运动的开始。或者这一次运动是胜利的,又或是胜利少而失败多的;但胜利与失败的条件并不单独建筑在工人自身上。因为这次罢工是民族政治性的,各阶级民众俱有责任。因为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是陈案,对陈案应抗争者是各阶级的民众,亦不限于工人。在工人一方面,最初内外棉厂发动时,仅提出五个最简单的条件:

  “(一)解决陈阿堂案:引渡凶手交中国法庭办理,抚恤被难家属,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之发生,日本领事向中国道歉。

  (二)改良工人待遇;不得雇用武装巡捕流氓入厂殴打工人及滥罚工资与蔑视工人人格(如打脚模手印等事)等。

  (三)增加工资十分之二。

  (四)释放各厂被捕工人,恢复被开除工友工作,以后不得任意开除工人。

  (五)赔偿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三、四、九厂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及此次罢工期内之工资,须一律照发。”

  这五个最低度的条件若能完全达到,便算是罢工的最高度胜利了。但这并不是很简易的事。上海各界人民的态度如何——最重要的是行动如何,才是罢工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假使罢工失败呢,工人的损失固然无从取偿,然而民族的损失更是不可挽回的。工人群众在此次运动中,不能负成败之责。工人目前的利益,亦并没有外于民族的利益。怎样才算是不只在纸上空言,怎样才算是有效的行动,在工人群众里的惟一的答复,便是罢工。各界民众若不在纸上发空言,报上发宣言,如何才能作出一些有效的行动呢?对陈案讲法律是惟一的有效行动么?日本法律的某百某十某条,即使能与中国法律某百某十某条相同;上海日本总领事与长崎日本司法官,即使和丁文江、许沅与吴凯声大律师等的法律意见完全相同;然而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利害冲突的界限: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利益根本冲突的问题。这一问题若不解决,一万条法律也是没有用处。因此,所谓注意进行“法律解决”,并没有用处,并不是有效的行动。什么才是各界民众一致有力的有效行动呢?自罢工后,工人群众已经提出——姑无论那是历来的老调,但只要实行,便会是最低度的有效行动,那就是:对日经济绝交;或者缩小一点说:抵制(切实实行的)日货。如果抵制日货实行了,就等于援助了陈案,且援助了工人的罢工。这样,比发宣言固然有效得多,比讲几百几十几条法律更有效得多了。

  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与在上海的日本资本家,当然是声息相通,态度相同的。他们的声息相通的先着,就在于借军警的势力先来压迫罢工;他们的态度相同,就在于等候中国人民冷淡以后,将陈案含糊了结。所以我们要求中国人的声息也要相通,态度也要相同!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以后,已将纱市的跌价扼住,日本资本家已渐起恐慌(详情可参看上海各报近日经济消息,兹不具论);这是工人罢工行动有效的一个小证明。从反面言之,这种现象是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但工人这一次罢工的目的,并不为了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只是直接的表示民族势力之反抗。所以更有效力的行动,乃是各界人民实行经济绝交或抵制日货。上海总商会现在并不在亲日派之手,肯不肯议决一个抵制日货的议案呢?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是比较肯反抗帝国主义的,现在能不能继续“五卅”精神,与工人、学生合作,彻底反日呢?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里,上海的中小商人(各马路商总联是其代表)本是工人的朋友,然而这一次罢工事件发生后,商联会是中间调停人。当罢工开始时,工人派代表团至商联会报告,缕述日厂待遇工人之苛虐。十余代表,引证举例,指出事实,说明时,声泪俱下;说明后,一律膝跪,哀求援助!这是在中国社会里一幅很好的“全民合作”图。这是“下等社会工人”请求高等人的一幅活图画。然而这是无关重要的;所关乎重要的,乃是上海商人如何援助工人与如何进行陈案。这并不是我们故意假设的问题(请商联会的人不要心怀成见,以为这是“过激派”或“赤党”的言论,其实“过激派”与“赤党”目前所说所行的,无一不是民族的共同利害问题),而亦是帝国主义者所注意的问题,因为帝国主义者正要再试验一次中国民族的势力。在我们,对于陈案,对于日厂罢工,所有的结论是很简单的:凡是不注意陈案,失同情于对日罢工者,必是叛违民族利益的分子。大家看看:章太炎是反赤的“有力者”,每星期有三五次电报发出,但对于陈案曾说过半句话没有?国家主义派是反赤的宣传部,但对于陈案曾按照主张国家主义的诸大理由,有半点主张没有?民族解放的问题,原不在乎“过激”不“过激”,而在乎是谁肯谋民族的解放。上海的民众是已有一次五卅运动之经验的,但这一次的陈案与反日罢工,要再试验一次上海民众的能力。

  假使上海民众的能力竟然不能复兴,那便如我前面所说的日本人声息相通的先着,立刻就要实现了。自日厂罢工后,中外官厅已开始向工人群众压迫。罢工工人近来苦于缺少援助,对各处报告时,只有出于哀诉。然而哀诉到警察厅时,警厅人貌若虎狼,撕破工人代表所递呈文,呵叱怒骂,即欲将工人代表拘捕,拒绝请愿不理,斥代表“滚蛋”,骂代表为“动辄敢于反对外人,显系捣乱分子”!各厂工会,时被巡捕、警察、侦探之蹂躏。罢工工人被捕者,每日有数起。侦骑四出,工人的家庭一夕数惊。这样的现象,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人民所受军阀之待遇!这样的现象,比起英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印度人,日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朝鲜人,有何分别?罢工工人在潭子口地方开会,警察时来干涉;各马路商联会与对日市民会在宁波会馆因陈案开会,亦受租界捕房之干涉。中国人到底是亡国奴呢?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

  而且还有反动派要兴波助浪!孙传芳在上海的机关报纸——新申报,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当工人初罢工时,新申报即大胆造谣,谓罢工乃“某派”的阴谋,与时局有关;其用意在暗示中外官厅,速施压迫。最主要的造谣措词,在于诬蔑这次罢工,有意破坏“孙联帅”的实际欲夺取江西为自己的纯势力,而名为“援赣”与抵抗北伐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件可笑的事,反动派的军阀走狗亦太可耻了!我们愿意正告那一班反动走狗:这样的造谣与诬蔑是毫无用处的!上海三月来为什么有许多罢工,其详情我们已屡次说明。这一次反日罢工的原因和理由,本文亦已详述。这样人人皆知的罢工事件,何必有关于军事?我们愿意更进一步,严重指教这般造谣者,须知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责任,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明白。不用说无产阶级罢工有关军事的行动,现在还说不上;就是为目前北伐问题的罢工,亦说不上;因为并没有这一种必要。工人罢工与政权有关的正式时机,乃在工人阶级自己夺取政权时;到那时候,才有工人阶级自己组织武装或暴动之必要。现在工人的行动,虽时时是经济性兼政治性的,但在军阀淫威势力底下,工人阶级亦无直接夺取政权之不合时机的思想。这一类谣言,在效果上不过是使工人更受压迫;但这种政治压迫在工人以为无须避免,只是促成工人的更多政治觉悟罢了!

  反日的罢工已经实现,陈案尚拖延未决。果然,孙传芳要“保境安民”,而动员出兵,预备送死一大批江浙的人民了。丁文江在上海急急为孙传芳筹军饷、造子弹;严春阳急急在上海宣布戒严。但是工人并不畏惧这些事,一般民众也不畏惧这些事。因为这正是革命的工作之时机!

  八月二十六日晨五时

  (原载《向导》周报第169期,署名:施英)

  (1)原题为《上海日厂工人反日罢工》,现题目为原题的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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