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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上海的罢工潮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已经详论自“五卅”周年纪念后的二十天内,上海有四十次罢工发生之原因及其意义。我们所指出的这些罢工发生的原因有四个:(一)工人生活的困苦;(二)资本家的反攻;(三)“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影响;(四)工人因团结组织而受压迫。同时,我们预先说明:在最近时间内,上海的罢工潮将是继续不断的。果然,在近一星期内,罢工运动越更加猛了。前二十天内不过是四十个罢工,而近一星期内,除未解决者外,还增加了六十个罢工,人数约略计之,当在六万以上。其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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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尚有:金银业工人、日商洋服工人、三星毛巾厂工人等的罢工,都是在这一星期内才解决的。还有一个未爆发的工部局电气厂的工潮,包含有十分严重的意义,虽未罢工,但亦是这一星期中的重大事件。

  上海工人罢工运动之所以如此蓬勃,其原因正如前面所述,此外并无其他特别的原故。但是在这样的原因之下,上海工人的罢工,一天比一天的猛烈起来。这种现象不特不是偶然的,简直是必然的。正因为有这样现象,所以造成了目前的“动的上海”——革命的上海。但是造成这样现象的,也不只是工人。近来浦东贫民的暴动、小西门贫妇的请愿、各种的抗税与抗捐,如宅地税问题、房租捐问题、冰鲜税问题、卷烟税问题、亩捐问题、小菜场捐问题、保卫团捐问题,以至帝国主义者的越界收捐问题,已经把这个亡国的上海闹“动”了,变成“动的上海”了。这个“动的上海”,就是“革命的上海”之开始现象。造成“动的上海”,自然是大多数的上海市民,而不只是工人,因为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人口,产业工人不过占三四十万。上海的工业无产阶级,固然是市民运动之先锋,在“动的上海”里,是最活动的一员。然而目前上海工人罢工的现象,却不是因自己是最活动的一员,而至于“故意嚣张”“肆行滋扰”;乃是确确实实的因为租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与压迫,军阀官厅与劣绅的勒索所造成之上海现状,迫得所有的平民都起来反抗;上海的工人亦是要穿衣、吃饭、住房、纳捐、纳税的,不能够不起来为自己的生活奋斗。同时,又因为工人是较有组织的,所以表现的力量较大。又在同时,确确实实的,没有一个甚至半个外国或中国的资本家,肯实行“戴季陶主义”,讲一点“仁爱”,肯自动的给工人加一点工资,减少一些工作时间,改良少许待遇。所以罢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了。

  上海的市民都知道么?据本月十八日上海各报登载工部局公报:“五月份税收总数,据代理捐务处长报告,共为八十六万九千零四两三钱七分,而自一月份起之总收入,为二百三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二两六钱一分,预计本年能收九百九十万零八十五两。”我们看一看租界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收入,是何等肥壮!这些税捐是何处来的?不是中国商人与平民的么?中国商人与平民在自己的土地里,向帝国主义者缴了许多税和捐,而工部局华董之额,只肯赏赐三名;在纳税华人会中,还有许多的限制。像这样的问题,本不是工人的问题,更不是直接关系于罢工潮的问题;然而这问题证明“亡国的上海”的实际状况,证明现在要摆脱“亡国的上海”的奴隶状况是必要的。因此,同时就证明了:在租界内的华人要求参政,与在租界内的工人要求增加一点工资以维持生活,是同样有理由的事。其次,我们与帝国主义者算了账,同时也要和中国的军阀和官厅算算账。只可恨大半是秘密的,我们不得全知道:第一、孙传芳已经报效吴佩孚去了多少钱?(这些钱都是江浙人民的血汗啊!)第二、请问一问淞沪总办丁文江、警察厅长严春阳及上海县危知事,到底上海市民的税和捐共缴了多少,其用途是如何?为什么孙传芳应当将江浙人的钱报效于吴佩孚,而丁博士严厅长危知事等只求报效于孙传芳,弄得捐税繁兴,苛政弊民,而市民起来要求免税捐,工人起来要求加工资以求吃一碗饭,反不许可呢?

  上海的工人已坚决的答复了这些问题,因此在全上海市民各样反抗的行动之下,上海工人也自己行动起来。这些行动的目的,也不过为要得到一点衣食住的满足。这些行动对于外国的资本家固是无所姑息的;便是对于中国的资本家,所谓“提倡实业者”也不能有所客气。工人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的要求,是一样的。没有说中国资本家应当多剥削一点,而外国资本家只能少剥削一点,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更没有说中国资本家可以多向官厅报效,甚而至于贿赂公行,而对于工人则应拒纳条件,并藉官厅威力压迫,这个道理更是说不通!因此,最近工潮蓬勃的原因,除资本家之反攻与工人自己为组织团结的奋斗之原因而外,最重要最明显的就是如上所述的这些理由。但是中外的资本家偏偏都不肯承认这些理由,尤其是警察厅长严春阳不肯也不敢承认这些理由。上海总工会曾写公函与严春阳,详详细细说明工潮发生的原因,指出三点:(一)米价飞腾,工人生活困苦;(二)资本家滥罚工资,开除工人,引起反抗;(三)保护工人之真正团体。但这些办法哪里是严春阳所能同意的呢?因为孙传芳所给与严春阳的职责,只在保护资本家,并没有什么消弭工潮的责任。所以上海总工会与警察厅公函去后之第二日,严春阳奉帝国主义者与中国“提倡实业者”之命,就以煽动罢工四字的罪名,把上海总工会封闭了。

  上海总工会已经在形式上封闭了,但上海的罢工潮并不因此而停止。正当上海总工会被封之日,上海的工人在罢工者中还有数万。帝国主义者,中国提倡实业者,警察厅压迫者,并不能因封闭上海总工会而消弭得了任何的罢工潮。严春阳自己亦颇懂得在形式上封闭了上海总工会,而在实质上,上海总工会仍是存在。但是严春阳虽懂得这一点,却还没有上海几十万工人自己懂得清楚。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的几十万工人,都十分明白:他们自己的总工会,不仅目前实质上是存在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上海总工会光荣的历史,坚固的基础,不仅不是严春阳所可动摇,便是任何强暴的帝国主义者与凶恶的军阀亦不能动摇。因为这里已有了几十万的卫士,并且有过百万有组织的全国同阶级的战士,都是保卫和拥护上海总工会的。在任何的时期里,上海的工人都可以为保卫他们的总机关而行动。因此上海总工会被封之后,全上海的工人都起来作热烈的表示,他们直接向严春阳告以总工会不可且不能封闭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各工会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自己说出来,是最切实最明了的表示,严春阳,“提倡实业者”,以及帝国主义者等,听闻以后,至少也应当得了一个好的教训!

  我们由此得知,在形式上上海总工会之被封,不仅没有组织上的打击与团结上的损失,亦没有在最近上海工人经济斗争中的重大损失;因为上海总工会在事实上继续存在,实际上仍指导并援助上海工人的政治与经济争斗。关于这种事实,在最近几日的罢工事件里,便可证明。譬如向来无组织的丝厂女工,一星期前因生活所迫而罢工,得了上海总工会之援助,既得胜利,又完成组织;最近一次的丝厂女工三十五厂总罢工,在各种要求的口号之外,特别提出“启封上海总工会”与“拥护上海总工会”的口号。闸北丝厂的女工,以三十五厂三万余人的群众力量,直接表示出打倒资本家和工贼合办的工会(即穆志英工会,专以骗钱为事,每日由资本家扣除工人工资二分,供少数工贼工会人员之享用!)为罢工发动的最要目的。这数万女工在当初是毫无组织的,亦缺少上海总工会之影响。然而她们一开始行动,便站到总工会旗帜之下来。由这样的事实又向敌人证明了一件事,即是:上海总工会不仅有其坚固的基础,而且时时有新的力量。

  新的力量所给与上海总工会的便是越更证明其存在。同时,新的运动或新的罢工事件之发生,又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多次的经验,可以立于不败的地位,在战斗的联合战线上与上海各界民众合作,制造革命的上海!

  1926年6月27日

  (原载《向导》周报第160期,署名: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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