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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这一次反奉的政治工作,完全由革命的民众自己作成。在国内,除民众自己的势力外,没有革命的势力;广东的革命军队是依据民众的意志而组织;北方及中原的国民军是因民众势力而得有影响;长江流域的军阀因民众集中对于奉系的怨恨,而得反奉胜利的便利。在国内,除民众自己的呼声外,亦没有所谓的“舆论”;当奉系军阀暴戾恣睢之时,除最少数外,社会的报纸没有共同的认识,只当奉系垂败之际,各种报纸以时间以地域而改变其态度;张作霖、张宗昌及李景林平日之暴政残民,是不见有翔实之记载的,而当张作霖既败之后,像自称为社会的报纸之《北京晨报》,才公然敢大书“中国第一恶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之所以为恶军阀,在“执笔为舆论者”有共同的认识么?连带的问题便是:打倒奉系军阀之目的何在?革命的民众现在只有从行动上来表示与解答这个问题。而且因为组织尚不集中之故,不符集中的意见无从表露,还让普通的政治议论隐晦了革命群众自己的政治目标。现在,除民众团体自己的传单与报纸外,我们不曾见“执笔为舆论者”自动写出的:推倒段政府,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

  反奉战争的工作将抵于成,但反奉战争之目的,反加隐晦起来;因此而至于在同时帝国主义者之宣传与恫吓得有所乘。尤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善于应变,在此时,他们努力应付转变革命民众反对奉系军阀之目的。

  革命民众欲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有二:(一)歼灭奉系军阀之本身,促成军阀之末运,以至于完全消灭军阀政治;(二)同时即为驱逐奉系军阀所赖以生存的日本帝国主义于东三省之外。日本帝国主义正是五卅惨案之肇祸者。在满洲经济势力之深入与利权厚大,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扶掖张作霖为恶原因之所在。但是目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惶恐于满洲经济利益之丧失了。他们开始说并不拘执成见,无论是张作霖也好,郭松龄也好,纯以“帝国在满洲之利益”为依归。他们一面与张作霖杨宇霆王永江订立更甚于二十一条的条约;一面公开的发布对于东三省事件的八项处置大纲;一面又派舰队由旅顺出动,出兵至满洲者已有万人,易中国军服,称为东三省的宪兵;又一面由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机关报纸顺天时报宣传说:“日人中因与张氏之交谊及其他诸种之关系,固亦有奔走划策欲维持其地位者,然因此即谓日本国民援张云云,亦为谬误……”——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公然承认的。

  中国国民并不曾说“日本国民援张”,并深知这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为日本国民所反对,且为日本亦须革命之根源。但中国国民不能忽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策略,更不能放弃只歼灭奉系军阀,而忘却此军阀所赖以扶掖长成的日本帝国主义。顺天时报又说:“惟所希望者,不过日本年来根据公理而获得之既得现存之权利及地位,不可因此次郭张争斗之余波而殃及池鱼也”!这正是发抖的话!又说:“且此不仅仅存诸希望,亦正在严正注意之中也”!这样的话虽是恐吓,却亦是自白的谵语。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不幸的,正因为这种事件亦在中国革命的民众所严正注意之中。

  在目前的紧急政治工作里,革命的民众认识奉系军阀尚未完全歼灭,故必集中一切力量以完成此种工作。依赖奉系军阀为工具之日本帝国主义,不出于强硬态度的阴谋扶助奉系,即将奸滑的转向别方而冀得达到所谓“维持满洲利权”之目的。但是反奉战争并不只于是反军阀的战争,同时亦是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奉战争以后的问题,全部的是国民革命的进一步的问题。召集真正国民会议之呼声,不是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呼声同时么?日本帝国主义者亦尝盗窃革命的标语,谓中国军阀不过自掘墓穴以葬其身,但当帝国主义者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又可怜他们尚不进一步了解:当军阀灭亡时,帝国主义者也是殉葬人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0期,署名: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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