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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7)


  第七讲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几种很复杂的原因:

  第一件,是日本纱厂的风潮。去年(十四年)一月时,日本的内外棉纱厂大罢工,这个纱厂是一个很大的日本资本事业,在上海、青岛,日本内部,都有他的工厂。他在中国原来只开了一个工厂,因为欧战发生,欧洲棉纱不能运到中国,一面中国工厂发了财,一面日本内外棉纱厂亦由一个工厂,发达到十一个工厂了,在上海一隅,便有八厂之多。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在平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并且常常痛打辱骂,一般工人久已感觉得压迫太厉害;前年(十三年)九月,有人[1]在内外棉纱厂附近做工人运动,工人更加觉悟。日本资本家晓得这个情形,就另外养了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养成工”,预备将来学习成功的时候,就可以开除成年工人,以养成工来补充。此时工人稍有组织,要反对这种办法,所以去年一月,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曾大大的罢工一次。这次罢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棉纱价值很高,生意又异常发达,资本家以为罢工是极不合算的,所以就让步,相当的答复工人要求,承认工会组织,解决了罢工。自从内外棉纱厂罢工胜利后,许多工厂都相继罢工,工人气焰高起来了。日本资本家很不利于这种情形,到去年四月纱市清淡之时,便极力想法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这时,如照做工人运动有经验的主张,是不可以罢工的。因为以前资本家的让步,固然工人能一致的坚持,尤其是为了棉纱价值高涨,资本家急于要生产棉纱的缘故,现在棉纱市场不佳,罢工是不易胜利的;但一般工人以压迫太厉害了,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希望这回可得同样结果,所以他们都要罢工。罢工的时候,日本资本家用手枪打死了工人领袖顾正红,于是群情更加愤激,参与罢工的有四万人,社会上的声援也很热烈,惟日本资本家态度强硬,把工厂关闭,延至一个月的时期,工人因生活关系,不能坚持下去,想找人调停让步,调停的结果,日本资本家不但不允贴偿罢工期内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压迫手段,要工人无条件屈服。顾正红的棺材,停在美国人所买的地皮上,美领事压迫迁移。许多工人领袖,看见这种紧张情形,决定开一追悼顾正红大会,以为示威;这个大会,日本纱厂工人全体参加,合学生与各界同情者,人数将近六万人。日本资本家运动了中国官厅派兵压迫,但兵到时,会已开始。他运动英领事帮忙,不许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结队的赴追悼会;于是上海大学学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预备到小沙渡参与追悼会,被巡捕房捉了许多人;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也被捕去了许多人。这时已是五月二十日前后,工人五六万,无捐款救济,生活很难维持,学生被捕,亦无法营救,上海的空气,非常沉寂。中国纱厂资本家虽愿意帮助工人,然并非有什么爱国思想,不过希望日本纱厂罢工,中国纱厂的生意便可以发达,可以赚钱;但又怕日本纱厂知道,不敢用钱来实地援助,只是空口说白话的鼓励工人。这样下去,万难维持生活的工人,简直不能不因被压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是工部局三条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租界上所有政权,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国人在租界上,就等于一个亡国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机关,管理租界上一切事务;纳税人会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工部局即时有三个提案,要想纳税人会通过。这三个提案,是:

  (一)印刷附律。外人因为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很热烈,想要禁止各种宣传,所以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所谓印刷品,包括了报章、书籍、杂志、传单、广告等等,甚至油印品都包括在内,如果不经工部局审定,便要罚款。他用这个方法来钳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手段非常厉害。

  (二)增加码头捐。码头捐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纳给外国人的捐款,现在工部局以为太少,应增加若干,加重商人的负担。

  (三)交易所注册。交易所无论外国人办也好,中国人办也好,本来都应纳费到中国政府来注册立案。现在外国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工部局反要规定中国交易所到外国工部局去注册。

  这三个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规定了,不独我们宣传上有很大的妨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书,纵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发行,这是多么麻烦呢?至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更不必说是无理的苛索。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这三案的时候,上海商人便反对得很剧烈。当时纳税人会的到会人数不足,没有通过。去年四月间,工部局又提出来,商人在报上大登广告,极端反对,纳税人会亦有许多人不到会,案子仍未成立。到了五月底,工部局又坚决的要在六月二日开会通过,所以亦引起了许多商人的反抗。

  这两件事,可说是五卅运动的动机,在五月二十以后,有人提出只有一个暴动,才可以给凶横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那时全国的民气很高涨,山西一省,有一万多学生包围阎锡山的运动,各地农民蜂起,全国都表现不安的样子。上海虽在表面上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感情上均甚激烈。由五月底至六月初的中间,是一个顶好暴动的时候,因为那时上海工人,正已走到没有路走了。上海的商人为了要在六月二日以前,给工部局一个示威,都希望发生一个暴动。学生联合会决定了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去游行演讲。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要做一个大运动,是很难的。其实这种见解错了。二十九日有些学生偕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想去激动学生群众。当时有许多学校是不容易进去的,幸而有好多学校都有国民党的区分部,介绍宣传的学生、工人到校内演讲。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三十日出来的学生有了三千多个,与大家事前所揣测的,多了十倍。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大[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除了上述表面的原因外,五卅运动有他的根本的原因。其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个:

  第一,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为其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是束缚中国人,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为什么日本资本家能够杀中国工人呢?因为日本人能够在中国开纱厂,因为有马关条约给日本人以这种权利。为什么工部局能够压迫商人呢?因为上海租界上的政权,完全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说话,中国商人想到这里,便不能不感觉十分痛苦。八十多年来的压迫,积至五卅这一天,遂爆发起来。

  第二,革命宣传渐普及,亦是一种根本原因。最近几年,各种宣传的出版物很多,到处都有编印分卖的。这种出版物,虽然很多很平常,很幼稚,但宣传的功效,是很大的。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许多人脑子里,都受了影响。国民党改组以后,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年上半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许多学校里演讲,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主义,学生很受感动。在群众大会中,对一般反动的宣传,……[2]能给他们一个详细的批驳,更有更大的影响。五卅运动所以从上海起来,而影响到各乡村和各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引起此伟大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三,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最近几年内,民众渐渐起来组织了!工人的工会,学生的学生会,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农人的农民协会,商人的商会,亦各有组织。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的组织,关系也非常重要。

  第四,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五卅运动主动活动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这些人在工作上,因为有了党,可以彼此协调帮助。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很散漫,所以一个党的内部,各做各的,没有几个人肯一致动作。自国民党改组以后,虽不能算顶好,然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所以五卅运动能够发生。但可惜革命党的发展程度,还很有限,所以五卅运动的结果,亦只能做到这一步。

  到五月三十日这一天,原定计划,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来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地面很大,没有指出集中的地方,所以虽然出来了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又因定于午后一时为出发的时期,而传话的人有些错误,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时便出来,没有守一定的时间,这都是没有经验,所以弄出许多缺点。先出来的人,在茶馆里空等了半天。此时,国民党的内部,有人还觉得害怕,他以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不敢拿他们的党部为指挥机关,所以上海学生会便成了指挥机关了。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有些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等处,扬旗高呼讲演,起初外人也不大干涉,后来闹得太利害了,外人觉得这样下去,八十多年的威信,都要扫地以尽了,遂决意要压迫这些学生。刚刚因为学生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逐渐集中于大马路一带的时候,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一般学生说要捉大家都去,于是都跟着巡捕走;一般商店伙友见了,亦鼓噪起来,大家都闹到老闸巡捕房去了。许多人这样环集在巡捕房门口,巡捕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被捉学生一并放出,一是开枪轰击这些人;如果将捉了的人又放出来,帝国主义决不会这样示弱的。所以巡捕房看见环集的人太多,就开起枪来,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这样一来,真是一不干、二不休,明天必再来,须有更大的示威才好。但有些人怀疑,学生是不是还肯出来呢?学生联合会以为让帝国主义者打死许多人,就这样了事,是最羞辱不过的,于是决定计划,要上海所有的学生,在明天都出来,并在通告中特别声明,要群众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如果帝国主义来干涉,就由大马路往二马路退让,但总不要解散,而且一定要仍旧回到大马路讲演;同时派许多人到商店里去宣传。五月三十日的晚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并请学生代表报告情形,学生代表的报告是非常激烈的,商人亦决定帮助学生,但怎样帮助,还没有办法。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般小商人的组织,小商人比大商人的革命性——反帝国主义性要强些,但虽有反帝国主义之心,却是很害怕的;他们以为罢市的事,一定要经过总商会的通过下命令,他们希望工人先罢工,然后他们再行罢市。到了第二天,落了些小雨,学生出来的还是很多,大家集合在大马路,但究竟有些胆怯,很少人敢讲演,他们有些到商店里去宣传,店员要罢市,店主还是狐疑不决,总说要等总商会的命令。到了下午四时,学生群至总商会,要总商会命令罢市,当时谣言很多,不是说这里巡捕又捉了人,便是说那里帝国主义者又枪杀了人,群众愤激得发狂起来,总商会亦不得不答应罢市。这时国民党党部亦打了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三十一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紧张,一个警察对车夫说:“你不要拖外国人哪,如果拖了外国人我就要罚你。”法租界有一外国人从黄包车里跳出来,预备上电车,因为给车夫力钱太少,车夫追索,一个中国巡捕又对车夫说:将那外国人推下来,他们是什么东西!保卫队表示亦很热烈,公共租界中国巡捕都要罢岗反抗。各地工会、学生会都组织了起来。那时印了五六十万张传单分别告工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哄动起来了,这时可见宣传的效力是很大的。那一天,上海的民众几乎暴动了起来,经学生会劝止,学生会在那时很有权威。有些学校原来是反动学生所把持,反对学生联合会的,自五卅的事件发生,学生群众都要求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自动的起来反对这些反动领袖。反动领袖说,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包办的,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群众一点不相信,反骂他们是有意捣乱。上海国民党内部,纪律不甚严密,有些党员不肯服从党的指挥,他们因为自己想在学生联合会当会长,做主任或科长,主张要改组学生联合会,好给他们有出头的机会。学生会中真正能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学生会要派人到学校里去宣传,学生会内部,就没有人办事,学生会各方面稍为顾到了,工会又感觉没人办事了。另一方面则右倾的分子,非常捣乱,他们除了说国民党包办,共产党有阴谋以外,另外还有孤军社的人,在六月一日,发了一种传单,是一篇《告国人》的文章,印刷得很多,满街粘贴;他们的意思,是主张什么“不合作”,劝民众不要乱闹,要学印度那位甘地的办法,讲经济绝交,不买外货,不坐外国轮船等……还有江亢虎主张就事论事,不要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就巡捕房打死人这回事,与之交涉,要缩小范围,才能得到结果。又有陈霆锐说,这事不消乱闹,把范围弄大了,一定要依法律解决,向法庭起诉,才有结果。一般学生虽然受了一点革命的宣传,现在听了这般糊涂的论调,也觉得以前提的口号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没有结果;他们至少也主张不要说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好专对英、日,不要得罪了美、德及其他各国。有些国民党员不但自己不能宣传人家,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他们反被人家宣传了,跟着人家乱讲。这时革命的宣传力甚少,反动的宣传很利害,党已不能有灵敏的指挥,党员又不能完全守纪律,这种工作的困难与缺点,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结果。幸而此时有些国民党员与反动分子究竟联合不起来。他们感觉党团会议之必要,成立了党团的组织。国民党员在学生会中虽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但有了党团的作用还可以领导许多学生,拉拢中立分子,与反动势力奋斗。工会方面有三十余万工人罢工,但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则感觉缺少人才,且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国民党员亦不常听见政治报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晓得怎样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去演讲,亦不能动人听闻。后来外面商量好了,对帝国主义提出十七条要求,如收回会审官厅,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不许外人越界筑路等等,这已得工会学生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之赞成,但总商会不表赞成,只允站在从中调停的地位。那时学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只有总商会不肯与他们合作。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这几天,帝国主义者常有击杀中国人的事发生,一般人非常愤激。孙传芳亦打一个电报,大意要学生努力,他愿以武力为后盾;张学良也打一个电报,并汇洋两千元捐与学生会。过几天,张学良亲自带兵来了,租界上本是不许中国军队通过的,张作霖的兵却都通过了租界,一般学生很高兴,以为收回租界是有希望的事了!其实张学良一方对学生表示好意,一方却正和英国办交涉,以图妥协。有一次,学生会派代表见张学良,他很客气的说:“你们是爱国的。我当学生时也很热烈的参加爱国运动,不过现在地位不同了,不能像你们一样了!”学生代表听了张学良的话,喜欢得了不得,我告诉他们说,张学良的话是不错的,他现在地位不同了,他现在到底站在什么地位呢?是站在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所以他不但不能帮助学生爱国,而且有一天还要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他们觉得我这些话太过分了,但是没有好久,张学良的鬼面孔便揭穿了,学生会再派代表去见他,他就说:“不要乱闹,我自有办法了!”这时候,岳维峻、段祺瑞、冯玉祥,通同打电报,汇捐款;但除了冯玉祥真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没)有作用的。那时奉系压迫他们正是十分厉害,所以他们要提高对外空气,使奉系不致还在此压迫他们,决不是真正有什么爱国的意思。所以段祺瑞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调查,民众很想请他出来讲几句话,他不但不敢出来,反住在租界内,以英国巡捕守卫。那时总商会既不赞成原来的十七条,他们以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怕伤了外国人的感情,于是自己修改做十三条,好像对外人表示减价的样子,其实原提十七条,固然做不到,你就减低一点,又能够做得到吗?学生方面也发生了不好的表现,因为学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他们子弟在外面遇了危险,就纷纷来信,假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学生是很勇猛的,到了以后,有些亦害怕起来,于是趁此就跑回去了。在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者想了一个方法,出一种《诚言》报,造许多谣言,欺骗中国人,但没有什么效果。然而到了三个礼拜以后,商人罢市既久,发生了一个开市的问题,以为长久罢市还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提出缩短战线的口号来,并且说罢工要款项来接济,才能维持,不如商人开市,收一部分利润来援助工人;这般论调,自然容易鼓动一般生性比较妥协的人。那时罢市的只是限于公共租界,本来法租界与中国界的商人,都有决定罢市的,但一些不明白的人,乃至学生会代表,以为不要得罪法国或中国官厅,劝他们不要罢市,不知法租界与中国界能罢市,尚可引起法国及中国官厅与英国的交涉,他们自动要罢市,何必反去劝止呢?我们是主张继续罢市的,以为开市并非缩短战线,而是减少我们的势力,解散一部分我们的队伍。但事实上已有大部分商人要开市,想再延长几天,亦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结果遂宣布开市。但开市有两个条件:一是禁止买卖英货,一是接济罢工工人,要商人登报表明。但后来虽学生查货甚严,商人因而不买卖英货,至接济罢工工人一句话,则完全是空谈。开市以后,又发生开工的问题,有一般人主张专力对英,所以说罢工要有范围,于是他们硬要日本工厂工人复工;等到日厂工人复工了,英国工厂工人亦动摇起来,也慢慢地开了工了。学校里的学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许多教职员也劝学生回家,在他们脑子里,以为让他们在上海闹坏学风,是不好的,所以特别准假,或提前放假,于是结果,剩了少数学生会的代表,他们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众了。这样一来,各项运动,既没有学生参加,商人又被煽惑退后,仅仅剩下许多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可是,工人生活困难,各方捐款不能接济,买办阶级与军阀勾结,起来压迫他们;一般反动学者,也极力宣传不利于他们的论调,应付他们是很困难的。到后来五卅运动,只剩下一件事,就是与英国经济绝交。一般学生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来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账、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张学良既与英国妥协了,便解散了上海总工会,开始向民众进攻,原来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内有国民党员参加,后来主持该报之权,归到国民党员手中,曾琦等便宁告退,为拆台之计。又有些共产党员组织了《热血日报》,有些国民党员组织了《民族报》,但因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日甚,都继续停了版。在全国说,开始大家都热烈的做救国运动,到后来,都渐渐的沉寂下去了!五卅运动所得的结果,有好的坏的两方面,先说好的方面可以指出两点:

  (一)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智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已有八十多年,中国人受压迫惯了。而且庚子之役,对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人,又曾经加了无情的惩戒,所以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不独不敢反对,还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以为自己安心忍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解嘲语。就是革命党,也是一样的懦弱心理,同盟会党纲第六条,还要说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这样不通的话;辛亥时亦最注意保护外国人,尊重外国人条约,简直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差不多!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不过呢,仍然还有不少误解的地方,有些人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见了外国人就要反对,又如国家主义派不肯说反对帝国主义,要外抗强权,这都是不对的。但总而言之,今天再有人说要保护外国人和尊重外国条约什么,都知道他是反动派了。

  (二)使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想站在民众方面得着民众的赞助。反奉战争发生,直系孙传芳痛骂张作霖压迫民众与摧残爱国运动,亦是表面的接近民众,利用民众去打击张作霖,若是没有民众力量,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后来国民军同情反奉,郭松龄发生倒戈的事情,亦是民众力量暗示的结果,可惜郭松龄为帝国主义所败,民众的革命潮流亦渐渐低落,现在国民军也失败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而国民军内部不肯显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亦其实主因;比方冯玉祥不肯表明态度,二军与民众,反有恶感,当然是他们失败的结果。但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成功了一部分的力量了。

  再说坏的方面亦有一点,便是过早的促成了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那时学生回家了,商人软化了,只留下工人孤军奋斗,孤军社、醒狮社、民铎社讲的和平理想,与江亢虎主张的缩小范围,丁文江的主张唱低调,戴季陶主张的单独对英,影响很大。学生本来多是专于读书,不肯参加实际运动,即参加各种运动,亦是爱出风头的。他们每每因嫉妒反对作工作的革命党员的原故,跑到孤军社等一般人那边去,大商人、工人、学生、小商人各为其利益,惹起了感情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乘机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共产派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也许不免有些左倾幼稚的地方,于是各阶级的分化很利害,结果,资产阶级有好些都离开了工人,附和帝国主义或买办阶级所唱的反赤论调,造成了一个反动的潮流,直至北伐胜利,这种反动潮流始被民众革命潮流所压倒。最后我们要说,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我们可以分三点讲。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难了,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但是因为五卅以前,革命的宣传和组织,都还不见得很好,所以亦只能够唤起一个这样大的运动,并且只能做到这一步田地;如果将来能够有更进步的组织和宣传,一定收效可以更大的!国民党那时在上海学生、工人中,有区分部的组织,但上海八十几个学校,仅有二十几个学校有区分部,这可以表现组织力的薄弱;党内的宣传品,刺激性亦太少,并且只散布了一二十万份三民主义,在四万万人中,共产党对于宣传虽比较努力,亦还不能达到深入农工学生群众的目的。这可以表现宣传力的薄弱。然而这样的组织宣传的力量,居然唤起了两百万人的五卅运动,虽不久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下去了,这亦很可以使我们今后注意对于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更要加上一番特别的努力才好。

  (二)在革命运动中,群众容易发生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想,于革命运动的影响甚大,若非很好的宣传工作,随时打破这种空想,每每使到这种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在五卅运动中,发生左右派的空想甚多,大略可举五项:

  A,和平解决说。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固然很好的,但上海杀了人,汉口、广州等处都杀了人,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与中国人讲点公理,你尽管说和平解决,谁替你来和平解决呢?

  B,法律解决说。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拿来压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游行演讲,五卅在租界上游行演讲,便是犯法的,要靠法律解决,帝国主义者先便要办我们犯法的罢了。

  C,外交手段解决说。北京派来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来,这已可见中国的外交程度。靠这种人办外交,能够解决什么事呢?调查的结果,没有在上海公布,后来法国调查员才拿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是说英国人不对,英国不肯承认,他们是这样不讲公理,还讲什么外交呢?

  D,联络帝国主义打倒司法解决帝国主义说[3]。这个主张,就是要联络日、美、法、意等国,专一对付英国,但是五卅的时候,美国占据了上海大学,意大利在上海亦故意杀人,他们与英国帝国主义有什么分别?我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可以使其他帝国主义站开,不敢与英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专说反对英(帝)国主义,则美、日等国反可以大胆的压迫中国,所以他们反转帮助英国来压迫中国了。

  E,经济绝交说。这是孤军社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要不买英货,不要工人替英厂做工,在经济上,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自然经济绝交并非全无用,但这种作用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因为关税问题不解决,中国工业不发达,当真经济绝交,不但是工人总在工厂中做工,不能维持生活,而且事实上中国已然需要许多工业品,经济绝交,迟早总是维持不住的。所以从前与日本经济绝交,完全没有结果,现在专想靠经济绝交来对付英国帝国主义,这是何等靠不住呢?

  再说左的空想,也有三项:

  A,暗杀外人说。他们以为外国人杀了我国的人,我们也便可以杀外国人;他们说,我们天天开会游行讲演,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用手枪炸弹去杀工部局的外国人最好。我们虽不绝对反对暗杀,但暗杀只可为两军对垒交战时一种手段,如果没有预备交战,仅仅想暗杀一二个外国人,不但是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还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一般商人,最怕杀了外国人,恐怕像这样便会惹出大祸,学生亦有许多不赞成这样办的,倘若当真杀了外国人,五卅运动更失败的快了!有些人因为朝鲜出了一个暗杀的烈士安重根,每每引为美谈,其实安重根虽然暗杀了日本的伊藤博文,但是朝鲜还是亡国,可想见没有组织的民众,专靠暗杀手段,是不会成功什么事情的。

  B,练学生军说。他们以为要学生军是预备与外国宣战,学生军是不是能够打仗是一个问题。要说练军队打仗,中国的兵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打仗?还要练学生军呢?若是养兵不能打仗,又有什么把握可以说学生军便可以打仗呢?而且既说练学生军便是将学生关起门来训练,使许多能够做民众中宣传工作的人都关到学校里去,那么,外面的民众,反转来一点也不懂得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了!

  C,对英宣战说。这种主张的人,以为我们对英国帝国主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所以他们要与英国背城借一。对英宣战,如果只是为一种空气的作用,自然是可以的,若真是梦想要与英国宣战,到底叫谁去战呢?假令我们要冯玉祥去战,张作霖会在后面打冯玉祥,又怎样办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碍革命,叫人家认不清正当的工作是什么的,我们的真正的工作,在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注意这一点,无论是右倾或左倾,都是不好的。

  (三)各阶级革命性,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的表现出来。那时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勾结,加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修正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要居于调停的地位,这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不过张学良等以前他打过电报并汇了捐款,总商会也提出了自己的十三条来装饰面子,所以虽然他们是反革命的,只要有革命民众监督,亦是不敢绝对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小商人比较能革命,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学生在平时是很散漫而且要闹意见的,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时候,就一致起来,不管什么国民党“包办”亦好,什么共产党阴谋亦好,他们总是拥护学生会,纵然有少数反革命领袖造谣,也不会有用的;但是,学生终究喜出风头,他们这种热度也不能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们若没有好的组织,尤其是若没有党来领导他们,便很容易弄糟,工人是比较学生好些的,我不是说工人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所以他们自然要起来革命,虽然亦有少数工人,和学生犯同样的毛病,但大多数工人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守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到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目所见的都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说要知识阶级领导工人革命,这亦许是对的,但是,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才出来领导工人革命呢?坐在屋里怕危险,怕困难,而且像梁启超、张季直、《申报》主笔、《时事新报》主笔,这些学者,他们做的文章,总是说学生工人胡闹,他们这些人也会来领导工人革命么!外国人很高兴中国有这些学者,谓他们是高等华人,我们也尽可让他们去当高等华人,因为普通人都不好像他们一样,若是都像他们一样,中国真要灭种亡国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是亦要尽力与大商人、大学者结成联合战线;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尽力使他们帮助革命,不要妨碍破坏革命。

  上述的经验,在以后比五卅更大的运动中,是很可以作工作上的参考资料的。五卅惨案至今日尚未解决,恐怕是不能解决的,帝国主义者很想以七万五千元来解决此案,我们不肯承认的,为什么不肯承认呢?我们要留着五卅这个纪念,靠着每年的五卅纪念,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悟起来,才能争得我们的最后的胜利。那时候,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租界可以收回,中国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这比七万五千元,强得多了!我们的同志,要准备第二个更大的五卅运动的工作,一直做到中国全民族解放,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致努力!

  广州国光书店1927年3月初版单行本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据1926年5月恽代英在广州所作《五卅运动》讲演记录稿,此处“有人”原为“我们的同志”。

  [2]略有删节。

  [3]据1926年5月恽代英所作《五卅运动》讲演记录稿,此处“司法解决”为“打倒一个”。

  (1)本文是恽代英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所作的讲演,当年曾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印行,第七讲还曾以《五卅运动》为书名出版过小册子,由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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