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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学教师对于农民运动的意见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代英按 对于卓如君的两个意见,我都是表同情的。我们为想编集充满革命精神的浅显读物或歌调,曾与朋友发起平民书局,编印平民之友周刊及平民丛书,近来又编印种种劳动青年周刊。不过这究竟是不够用的。我还觉得最大的缺点,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民间痛苦太少,所以说出一些话,总不免隔靴搔痒的弊病。农民固然受许多定命说所迷惑,然而人在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且知道确实有救济痛苦方法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定命说而一往直前的为自己奋斗。迷信报应的人可以去劫货杀人,安分守己的人可以去引起民变。所以真能确实了解农民的痛苦,并能说出切实的救济痛苦的方法的人,编读物亦好,演说亦好,唱大鼓亦好,都可以使农民声入心通,引他们发生革命的要求。我很希望大家多留心从客观方面考察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形,空间他们苦到什么田地?这些苦处是从何而来的?是不是可以有办法救济?我们所提倡的许多办法,究竟是不是真能救济他们?真了解农民生活的人,才会真表同情于农民;只有这种人说出话来能打中农民的心坎,他亦自然会唱出为农民要求革命的歌调。因此,我以为卓如君所说都是我们所要办的;但在这以前,我们要先考察农民生活,做一番研究的功夫。(不久,我将做一篇我所观察的农民生活,以便大家讨论)

  代英:有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和你讨论的问题,我都极其佩服;可是实行总有许多困难,令人灰心丧气。农民脑子里腐败的观念太深了!什么:真龙天子,状元公子,千金小姐,——种种不长进的定命说,在在都与我们的革命工作为敌,要全民众觉悟过来,和我们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他们此等头脑,决不能给我们以赞助,他们甚或盲从的目我们为反叛。要扫除这种恶的势力,必须根本的设法使他们无由得着这种资料。公子投亲,天下无主民遭难一类的书籍,就是革命进行的障碍物,它的势力几乎把持着全农民的思想;若不能正本清源的灭除它们,它们会抵消我们宣传的力量以至于等于零。我们宣传的时间是有限的,而此等消极的麻醉剂则到处茅屋中,一盏油灯之下,堆满多人,无异到处都是它们宣传的讲堂,如今我们虽无力阻止其出版权,购买权,我们当怎样的联络同志编集充满革命精神的浅显读物,来代替此等麻醉剂,以便于清醒他们的思想,种植我们革命的种苗呢?

  第二是关于实际运动上的方法:我以为直接的宣传有变形的必要,“电影”“新剧”,是易于感人易于收效的工具,但这限于人力和经济力,势必难于普遍,用具的携带也嫌累赘些。组织宣讲团分往各乡村演讲,比较易于从事,但是形式上又差一点,譬如三五个人一起到乡村里,大家围拢来时,你便聚精会神的讲得感慨激昂,声泪俱下,他们脑子昏钝,脑膜深厚,仍会找不清头脑,无滋无味的掉头而去。这是在集市上对一般知识幼稚的人阅历过的。宣传的步骤是要紧的,我们当制定程序去宣传,排列出来先说何等话,怎样去说法。这当然是很难的,说得遍于事理不和他们有关联,他们不喜欢听,要给他们亲身的利益有关联,你又好性急,这就糟了。我所谓“变形”,就是以为要投合普遍的农民艺术上的要求,练习一种歌调,把革命的精神纳入其中,去满足他们艺术上之要求,顺便输入革命的思想。曲谱不必创新,就普遍的采取一种即可。譬如大鼓调也就很好。我们把它的歌调敲法练习会,我们再把民间的苦痛,社会的腐败,国际的地位,一一依着歌调唱了出来,或者纳入一条事实之中,将人家生活艰难,处处受压迫的情形原由,原原本本的诉说出来,其间有轻重,有疾徐,务要从家常俚语入手。比方我们穿短衣,戴毡帽,好似演戏般,提高着喉咙,敲大鼓,打铜板,叮叮咚咚的唱起来,乡间老农老妪以及稚子妇女,一定能来听,且由渐[浅]入深的使他们不由自主的声泪俱下。——有些朋友恐我们唱起来入耳不惊,以致不发生效力,我则以为不然。这种歌唱只要深入他们的意识界里去,一定能支配他的思想,定能奏效的。现在一般知识幼稚的同胞,所思,所言,那一些不是为这一般腐书,鼓词,小唱等的力量所转移?——前许多青年运动者,多少总自存些伟人思想在腔子里,能这样做还可以于青年的平民化有益呢!我是个小学教师,辛苦一年,所得甚少,而这一年之中,职务又不许,所以我想从事这种工作,总是很难的。我想起这种法子以后,也曾数日夜在脑子里翻花打旋睡不着,有时拿笔杆作敲大鼓状,想勉力作这种试验,可是我立时又感觉出才力和材料上的不充足,所以我写出来和你讨论,你可以费点功夫想想,这种事可能行得过去么?

  王卓如

  载《中国青年》第七十期

  (1)本文是恽代英与读者王卓如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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