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恽代英 > 恽代英文集⑤ | 上页 下页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景陶、幼椿两兄:

  久不通音信,此次得读两兄所著《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颇痛快无殊我所欲言,故极为快慰。国内同人论调,年来亦渐侧重对外。上月苏州会议,居然以列席者不约而同之心理,规定“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之标语,为学会活动之准则。我私衷窃喜,以为如此方是学会认定了它对于中国所负的使命。而两兄此书适于此时出版,更可见本会同人海内外意见如合符节,此尤令我私衷庆幸。

  我于两兄此书,曾经细读,我于极表赞同之诸点以外,有尚愿质证于两兄者。我辈既同认此等意义之提倡为中国所亟需,则于如何提倡方能切实有益国家之讨论,自必为两兄所愿闻。我今所言,既本此旨,或亦可以补两兄思虑之所不及么?若不然,则必我所见有纰缪之处,亦乐得两兄进而教之。

  我于此书愿质证之数点,可约举如下,再分论之。

  (一)国家主义的教育,不应当从中国民族特性,或东方文化上立说。

  (二)教育方针,宜明定在用以救国,不应仍游移于和谐的或专门化的教育。

  (三)但只同情或自爱的教育,不足以救国。

  先讨论第一点。

  景陶兄所言民族主义的教育,我大体均赞成。惟于全篇虽屡言应提倡民族性的教育,究对于什么是中国的民族性,却提得很少。又虽屡言中国的民族性不一定全坏,然而究竟好的在什么地方,亦很少说到。即如说:“说吾国民族性有许多弱点,可以相信;说吾国民族性皆是弱点,则未免武断。何以故?因我不信言之者果真已将国民底性质施行过细密的解剖,而确见其无一好处,然后才发此言。”又如说:“使国人最少也……知道本国民族与本国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恶的,有一部分还不错。”此等语本为针对国人妄自菲薄之病根而言,立意自是好的。不过景陶兄究未说出所谓“好处”,所谓“不错”,是什么,即我读此文已觉近于虚骄牵强。如此的说法理论上终不圆满。

  即如景陶兄亦曾说“中国人之大道,本是一张一弛的”;又指出中国人的“无入而不自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内心生活。但这似乎只是少数贤哲所做的事,与全中国的民族性不一定有关。年来谈东方文化的,最著名如梁漱溟。然梁氏所说东方文化实不如索性说是孔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国人不一定有孔家文化的精神。孔家文化的精神,亦不一定中国人有。若认此为中国民族性,于理似不妥洽。

  且即如梁氏言,中国今日亦应将所谓中国化,暂为搁下,而采用西方化、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即如景陶兄在《国庆日之教育》篇论《卿云歌》时,说:“中国此时正在国运阽危民不聊生的时代,国歌为立国精神所系,不可不有发扬蹈厉奋发有为的气概。与其失之于啴缓,毋宁失之于躁急。所以在这一点上,《卿云歌》完全不合时宜。”我以为由此数语,可知景陶兄与梁氏正有相同之意见,决不望此时以无入而不自得的东方文化,陶冶国民。然则民族性的教育,应根据中国的民族性那一点,而施以陶冶,不很成问题了吗?

  我以为所谓民族性,实则系由各民族经济状况所反射而形成的。除气候、山脉、河流等影响于一般精神生活外,生产的方法,亦给心理上很大的影响。普通所指西方文化,常即指他们机器生产、大量生产下的心理生活。他们那种计较心,那种冒险,那种奋进,实在是为适应于他们那日新月异的文明进步,求免于生活落伍,所不可少的条件。而中国人的雍容不迫,即普通所谓中国文化,亦只是几千年安定而单纯的小农业、小工业的产物。我并不说一般圣哲的教训,是一点没有影响的。但最大是他们生活方法所给的影响。在生活方法没有什么要求冒险奋进的国民,希望他们接受西方(文)化是不容易的。然而在与此西方(文)化接触的时候,仍提倡他们保存那种中国(文)化,更是不妥。

  中国今日必须由小量生产进为大量生产,由手工生产进为机器生产,乃可以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则是由小量生产、手工生产所反射而形成的国民心理(实即庸愚怠惰的心理,尚非可比拟于一张一弛,无入而不自得等贤哲的条教),决无可以提倡而发挥。故我以为从民族性或东方文化立说以明国家主义的教育,尚为不妥。不知景陶兄以为何如?

  对于国人崇拜欧美而妄自菲薄,我亦极不谓然。前数周与舜生兄谈,以为自认文化低劣,即为易于同化于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历来异族之同化于汉族,即因自认文化低于汉族。近年来智识阶级反较无智阶级有同化于欧美的倾向,亦是智识阶级自认文化低于欧美,而无智者终只横一“非我族类”的观念,看待外人的原故。本此,故我于兄等打破国人崇拜欧美的迷信,极以为然。但我以为要打破崇拜欧美的迷信,不在拘泥于赞美自己的民族性,而在揭破欧美社会的污秽龌龊,并不惜痛与一般洋奴学者以惩创,使他们不能迷惑国人。同时,我们尤要提醒国人西方的文明全在剥夺弱者。我们居于今日,只有酌量采取他们的方法,以自免于为弱者。至于采取了他们的方法,如何又能免于他们的弊害,这还在我们好自为之。不过因为他们有了弊害,遂谓不屑采用他们的方法,使自己终无以免于为弱者,使自己终无以免于受他们弊害的牺牲,那却又决乎不可。

  总之,欧美人的生产方法是不可不学的。但是不能因此,遂谓可以崇拜欧美。因为他们还是有许多愚蠢的弊害。而且我们所以学欧美正是因为要与欧美敌对,要打倒欧美加于我们的经济压迫。我们的文化与欧美比,不是程度上有高低,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种类。因为是不同的生产方法所形成的。我们要求与欧美争存,不能不采用欧美的生产方法,所以亦不能不酌量移植一些欧美的文化。但这不是说我们是劣等文化的民族。我们若能好自为之(我的意思是说用社会主义的意思从事大量生产),可以有欧美生产增多、品质改良的优点,而又无他们国际侵略、劳资争斗的劣点,这将还要证明我们是优等民族呢。

  国人都知外国人现用经济侵略方法对付我,但不知经济的侵略,必须从经济上去抵御他。现在华洋贸易每年亏损在三万万两左右。此三万万两,不徒表明外人赚了我们的金钱,而且表明他们夺了我们中国生产者的生路。中国若不与外人通商,此三万万两,必为中国人所生产。现既成为购入外人之所生产,则试暝[瞑]目一想,国内因而失其生活的,应为几千万人?即此一端,外人因机器生产价廉物美的优点,又加我关税上种种无理的约束,遂为我们平白造出几千万的失业者。亦何怪兵匪流氓,盈坑盈谷?而今日尚盛传各国注意启发远东的商场,各国越是垂青,我们的亏损数目必越是加大,失业者必越是加多,兵匪流氓之祸必越是利害。如此下去,如何能不亡国?我们要救国,最要是指示国民在经济上为争存的奋斗。我们要夺回关税主权,要努力从事于大量生产。这在我认为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

  再讨论第二点。

  我于景陶兄批评《卿云歌》的态度,以为应适用于谈一般教育问题。因为中国今日最要是能造成救国的人才,别的话都不免有不合时宜之诮。然而景陶兄对罗素又说,“要设法与青年A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education”(一种均衡和适当的教育),说“宁愿英国政府在内地建设一个医工大学”。自然景陶兄此言,或仍不免有一点外交意味,未必原意如此。但我以为国人对教育持上述意见的定不乏人,不妨借此一商榷之。

  庚子赔款,只是外人加于我不义的胁迫;本来在我们应当直接与以否认,不能承认其假退还之名,而又以行其文化的侵略。在今日我内政未清明,自然这所说近于高调。然而内政不清明终无以对外为强硬的抗议;不能对外为强硬的抗议,则终无以禁他人文化侵略之阴谋。故在今日莫急于借教育造一般能肃清内政、力争外交的人才。其余都非急务。本来中正调和的品性,是很可宝贵的。但在今日,此等人决不能胜遗大投艰之重任。我们要反抗性强的人,要切实精密,然而能奋斗不倦的人。倘若不能得着这种人呢,宁是景陶兄所说,“与其失之啴缓,毋宁失之躁急”,还是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好标准。至于抵抗力不强,奋斗不能持续的人,居于这种外力、内力层层压迫之下,必不能不失其所守。所以中和的教育,必然是无效的教育。中国从办学校以来的教育,便每每是这一种。景陶兄《基督教与感情生活》篇言,当注意青年品格修养,我亦以为品格修养标准,应如上述。

  至于专门人才呢!今日最要是能革命的人才。是革命中与革命以后,能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以指导国民行动的人才。是能善于运用国家政权的人才。其余的人才,均非急要。现在许多人不注意中国社会实况,只喊着要专门人才。不知国内秩序紊乱,百业不兴,专门技术的留学生,回国每每找不着事做。国内清华学校看了此等现象,不知中国根本无用人才地方,而以为系留学生不知国内情形,故不能适用;遂提倡毕业生向社会服务数年再行出国(见《申报》国庆增刊)。香港大学学生,亦因此等情形,多改学文学、哲学(见何东主张退还赔款与修粤汉铁路谈话)。我们再看一般专门人才,除了服役于外国工厂迳不回国,或服役于国内洋行,及少数本国工商机关的以外,多屈居于设备苟简的学校做教员,或蜷伏于中央地方官署消耗其精力于勘磨簿书之中。这全可以看出某种意义的专门人才的养成,非中国之所需要。至于政治如何能入轨道,各种经济政策应如何分别轻重缓急而措之实行,则为中国救亡不可不有的人才。苟有了此等人才,则其他专门人才,本国亦不必遂无有。即令无有,取之他国,则楚材晋用,亦非不合理之事。本此,故我以为中国今日的教育,宜单纯注意救国的需要,才能举救国的实效。

  自然若英国人硬以强索于我的赔款为我兴学,则宁以办医工科比办清华式的学校好。但我们必不可忘我们最需要的,宁是如何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知识(或者是最能鼓舞国民的历史、文学教育),我们不可以职业化机械化的教育,遂认为满足。这种教育,其实亦正是帝国主义者所愿施给殖民地人民的。听说朝鲜人在日本便只能学工艺,不能学政治、经济、历史、法律(见《建设》一卷四号)。美国退还赔款,亦说只收十分之二的法政文学学生。我们定要知道,我们永只能受职业化机械化的教育,决不是我们的利益。

  我以前亦恨法政教育,但近来想这实在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只要我们不是无政府党,我们终少不了要政治,便少不了要运用政治的知识技术。中国不是能让他紊乱而长此终古的。我们要怎样运用政治以救中国,如何是可以不学的事?一个死的机械,我们都知不能不学而运用他;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政治组织,倒反可以不学便运用他么?我因此想,我们民治的国家,人民的政治知识比一切还要紧。所以我想到如何传播这样的知识给国民,实在要紧得很。一般教育家对于这一点负的责任,比传授一点吃饭的技术,还重要得多呢。

  再讨论第三点,

  幼椿兄提倡同情自爱的教育,以为可以救正国人不爱国的观念,我承认幼椿兄所说是不错的。国内教育不注重国文、史、地,而只知使学生疲精劳神于数学、外国文,这实在是很怪诞的现象。国内布满了自己离异、自己菲薄的论调,亦实在使一般国民爱国的心理,有逐渐坠落的可怕倾向。故我以为幼椿兄所提救正之法甚是。不过我以为幼椿兄只道着了一面,故恐所言不生效力耳。

  幼椿兄知道家的观念,在近今交通便利生活复杂,而且向外的情况下,是不能维持了的。则是幼椿兄明明认承一种伦理的观念,必定有他的经济的背景。幼椿兄知道家的经济背景破坏了,家的观念便不能维持。然则国的经济背景若是并未完成,希望用同情自爱等教育养成爱国的观念,这是可能的事吗?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在外国经济侵略之下的。中国的家庭工业,已为曼彻斯德[特]、大阪等处的大工业所打破。但并不因此而中国能进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关税,是受外人劫制的,商场是对外国无限制公开的。中国各行省的人除了因为有相同的历史,相同的文字,以及还未忘记的祖宗时称为天朝的光荣等观念以外,经济上有时并无显著的关系。言交通,则成都到宁、沪比中国到欧美还困难。言语言,则北部中部人与闽、粤人简直如同异国一般。言经济上彼此的需要,则陕、甘、云、贵之与长江数省,本关系不多;近且渐因洋货的输入,而愈使其关系疏远。如此,而欲望爱国的观念如孝之观念的油然若生于天性,谈何容易呢?

  再则我们必须知道眼前国内私利的冲突,固由爱国观念薄弱,其中一大半仍由受外资压迫之所驱遣。我上文所云,即就华洋贸易之亏损,已可征外国资本家为我造出几千万失业者。再加以赔款之勒索,外债之盘剥,既使我生路日狭,复使我生活日益腾贵。结果自然举国皆呈救死不瞻的样子。在这种情形中,他们为求一苟且的生活,不能不生冲突。野心家要利用他们以自攫机会,亦不能不生冲突。我们若不能打倒外资压迫,欲以空谈弭国内冲突,恐终不能生效呢。

  幼椿兄亦说,中国人并非不爱国,但怪中国人爱国信念不够。我以为幼椿兄的推论错了。中国非能打倒外资,使自己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不会能有很够的爱国信念的。中国今日正如德国之在法、比强压之下,而屡次对外的表示又只有如德国鲁尔消极抵抗一类性质的事情。我以为经济处在不利的地位时,消极抵抗是不会有好功效的。德国所以不能维持消极抵抗,与其说是爱国信念不够,不如说是他的经济地位所致的自然结果。中国仍是这样。即如幼椿兄说,中国人要有“祖国失了面子,就如他自己失了面子一样,心里自然难受。”中国人最初何尝不是这样?但是因为经济地位所处不利,一次失了面子,心里难受,然而面子究竟争不回来;两次失了面子,心里又难受,然而面子究竟又争不回来。像这样几多次下去,他的感情生活,如何能忍受长久与实际的生活相分裂呢?一个人受人家无理的践踏,而无法反抗,便自然生自卑之心,奴婢、乞丐,都是这种心理。中国今日这种自卑心理,亦出于这同一根源。因此,我所以相信只如幼椿兄所提倡的自爱,不足以挽回这种趋势。

  总之我对幼椿兄所说的都表同意,我对于一般无识的智识阶级对国人所作反同情、反自爱的宣传,与幼椿兄一样的深恶痛嫉。不过我以为这还只做了一半功夫。我们还要指出国内分离与自卑的空气,是外力压迫所造成。吾人必须在经济上得着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中华民族的精神,乃得完全恢复常态。

  我对两兄所要说的,大致如此。

  总括起来,我以为两兄有一共同忽略之点,即全书均未注意中国人所受经济侵略的势力,与中国人以后应从经济上求脱离外人的束缚。我亦不信人类的行为一切都受经济的支配,但经济问题——生活问题——影响于人的生活与心理,实在是非常重大。中国今日精神的堕落,许多地方都是出于物质的贫乏。不从物质上救济中国,恐怕终如前几年前几十年所空唱的救国自强,结果终只是空唱而已。

  再举一个例,即如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中国能成为一个可怕的问题,他们岂非全国经济上挟着优势?他们每年从外国募化来许多款项。他们设立教会、医院、学校、宣讲所、青年会,以及其他种种机关,有许多人的祖孙父子,都靠他们做衣食父母。他们又借外人的势力,出入官署,包揽词讼。至于外力侵入的机关,他们更可以有介绍职员的优先权利。你看入教会学校的,哪一个不是脑中存着一个将来吃洋饭的幻想。自然基督教理,亦可以批评的,然而这实在是徒劳无功。他们原不是“信”教,原只是“吃”教。我遇见了几个比较勇敢真挚的教徒,他们都承认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假冒的、名不副实的。我问他既然这样,何不使他们出教?何不先将他们感化成为真的教徒,再向外面传教?何必还要闹那些什么“归主运动”?若中国人名义上都成了基督教徒,而都系假冒的、名不副实的必定有什么好处吗?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能答应。不过他们是人家豢养来专做这种事的,他们只好不想我这所说的问题,以免良心上的苦痛。他们怎敢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便认清了基督教是浅薄、虚伪,他们为自己的饭碗,为妻子儿女的温饱,亦只好抵死的这样去做。

  有些基督教徒,自命为很能舍身为教会做事,因为他们收入不多,而肯终身不易其业。然而我们要知道,基督教能得这些舍身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安定,而又有其他的好处呢。现在全国生活的路子日益逼狭了。除了当兵、当官、当匪以外,还有一小部分凋敝的工商、教育界。然而工商因为时局的关系,既无发达之望;而教育界与官、兵、匪的生活一样,一天天到了日暮途穷的样子了。一批一批的毕业生,到社会上都找不着事做。纵然找了一件事,保不住三天五天,又被人家排挤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比较安定的生活,相形已有一日之长。何况吃那种饭的人,有免费的房屋住,有免费的学校为子女受教育,有了兵患、匪患或其他的横逆,可以安然受外国牧师、神父的保护,俨然在本国政府之下,享有治外法权。这如何不使一般人以教会,或其他吃洋饭的事业,为终南乐土?我们与他谈基督教理之妄诞,有何益处?

  基督教是用武力扶掖到中国来的,所以中国人终有些憎恶他。但是他早已抛弃武力政策,而改用经济势力来怀柔我们中国人了。景陶兄说不知何故中国国立机关之职员,如邮务员、铁道员之类,率为教会学校学生所占领。其实这何难解说?我们的邮务,原来在客卿的掌握中。而铁路又多与外资有关系。外人正欲以教会对于中国青年施其“类我类我”教育;自然凡其势力所到,乐得为此惠而不费的事,使教会学生的出路能引得一般人垂涎注意,庶几“中华归主”的运动格外容易成功。自从盐务落到外国人手上,稽核所便又成了教会学生一个大销场。现在又在酝酿铁路共管。只要铁路一天又完全到外人手里,又不知多几多西崽的吃饭地方。所以教会学生的出路,教会或青年会的介绍职业,与外国人的攫取中国权利,彼此有相对的关系。因此,希望教会学生爱国,哪有这一回的事情?

  总而言之,基督教的势力,完全建筑在经济上面。不是基督教能使中国人心理上奴服于外人,是外人以经济上的利益诱饵我,以经济上的贫乏压迫我,遂使我国的人,发生托庇于教会的心理。我以为基督教必须攻击,但非经济上争得独立,恐究不易攻击得倒呢。(前次非宗教运动发生时,教会中人不惜说是义和团精神的复兴。这无非因义和团是外人所曾征服,因又欲利用外力来扑灭非宗教的思想。亦可见基督教原本不讲教理,他们所仗,只是有洋大人可以再兴八国联军。这是他们最引为荣耀的事。基督教终只配称为“洋教”而已。)

  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但我以为必须认清这个政治革命,完全是为求经济独立去障碍的法子。政治革命如何能成功是一个问题。成功了如何才能求经济的独立,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两点,我可以很简单的提出我现在所能见到的几个意见。

  (一)政治革命必须要强健、果敢的志士。但中坚之责,又不是现在一般出风头而只以卤莽、躁妄、惼急见长的人所能任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自然仍有相当的用处,不可一概抹煞。)

  (二)政治革命必须在古今中外革命历史上,去作一番归纳的研究,而寻出中国今日可用的法则。恶势力的强大的晋[普]遍,是不足怕的。古今中外从这种情况下,成功革命的,不知道多少。但如我们十余年来利用上级军官,或鼓吹群众欲真以血肉敌枪炮,恐终非有效的路径。

  (三)政治革命进行中,必须明标主张,设立迪克推多的政府,从县自治做起。此一点孙中山的训政说,大可参考。欲革命即实现民治,为不可能的事。因下层民众无组织以前,必无真的民治。

  (四)政治革命后,最要为利用外交手腕收回关税主权。非收回关税主权,加增几种物品的入口关税,则国内实业永不发达,游民永无法安戢,乱源永无法肃清。至于所谓利用外交手腕,老实的说,便是“以夷制夷”。外交全是纵横捭阖之术,全在利用人家相互之猜疑,以自得扶助。自然不自立而专恃此以求助于人则为不可恃;然而即能自立仍少不得此一着。中国人鄙弃“以夷制夷”之术,实无理由。

  (五)政治革命后必须由革命政府进行国有的大生产事业,既以安戢游民,复可抵制外资压迫,挽回国际贸易之出超。而产业组织亦因劳动者之集中,而易于提倡完成,以便为选派代议士的单位。此种办法,比以地方为选举单位便于随时监督或撤回代议士。欲实现真民治,不可不注意此一着。——私人资本家能经营大生产事业自仍有以上之功效。不过一则希望中国很少的资本家肩此为全国转移局面的巨任,于事为不可能;再则中国今日正便于以国营政策,预弭劳资争端,未有不利用此等政策之理。

  (六)国营大生产所需资本,必须于国内不劳而获的阶级中人,用财产税、所得税、公债或没收等方法筹得之。如地皮商、股票商、银行家、工厂主、房主、田主等,均须任出资之责。惟革命政府不可过于采用纷扰的政策,以自取反对失败。——孙中山国营产业全恃外人借资,此近于与狐谋皮。我以为必须另设他法。因彼等不利用我国的产业发达,故孙中山此等希望必不易实现。

  (七)革命政府必须经营各种事业,以使人民间发生经济的关系,而自然成为一种组织。革命政府又须教导之以参政的知识,故成人公民教育,与供给人民参政的参考资料要紧。——如此,革命政府乃能由一党的独裁政治,进于人民真正代表的民主政治。

  以上自然说得太远了。然我以为若不说如何能求经济独立,而欲恃教育以求经济独立,以救中国,必为不易成功的事。我们必须知如何能求经济独立,然后能知在此等独立运动中,须要有何等品性、知识、材能的人,然后能知要施何等的教育,以为国家培养这等人。今人惟其不能知此,所以他们虽开口闭口总说教育救国,然而他们专给学生一些不痛不痒的学术品性。结果或禁学生过问国事,或引得学生只知羡慕外人、蔑视自己,或养成学生一些消极态度;再不然,亦只是使学生习染一般虚骄浮夸等恶习,究于救国全无益处。

  幼椿兄告国民小学教师说:“不要专向缙绅阶级的子弟身上去用功夫,这大半是要令人失望的。就是这等子弟受的家教不深,而由遗传下来的体力已经多半是脆弱得很,由遗传下来的智力已经多半是特别狡猾。这种人只可以培植来粉饰太平,万难去希望他支持大难。”又说:“只有向农民子弟方面用力,能够最满意的达到他们的理想。农民子弟之体质已经很坚强,再为有方法的操练,使他充分发展;农民子弟的精神本来很新鲜,最容易感觉,小学教师能够于他受书之始,便善保持其朝气,培养其良能,更使其明于爱国爱乡之义,则挽回来日大难不患无坚实之才。”幼椿兄的意思,以为为救国而办教育,应特别注重一部分可造的人,而忽略一部分无希望的人,我是极赞成的。不过我以为与其如幼椿兄从阶级的区别上说话,不如就天性的厚薄上说话。缙绅子弟自然有许多是像幼椿兄所说的;然而因为偶由气质的纯挚,早年教育的良好,或其他境遇的刺激,他们的瑕瑜,使他们有广阔的识见;他们的富裕,使他们有无私的感情;有时因此他们中间还是一样能产出强固可以担当大事的人才。中外历史,不少这种例证。至于农家子弟,因环境的固闭,生活的艰窘,或无受教育的机会,或受教育而进步迟滞,不免中途辍学。加以乡村学校设备之苟简,经费之困难,必谓全力注意农村教育,可以有效,亦系与事实不相符合的事。

  总之,无论缙绅子弟亦好,农民子弟亦好,一样的不能说他们都可造,亦不能说他们都不可造。现在的教育,对于脆弱狡猾的人,“只可培植来粉饰太平,万难去希望他支持大难”的人无注意之必要,我万分赞成。愿一般教育家,三复此言。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不拘他属何种阶级的子弟,只要他感觉灵敏,情感纯挚,意志强固,气质朴实,便应当加以特别的陶铸。我们对于所谓不注意的,不是说不要他受教育,不是说不应当加以普通的训练。但我们应在不使学生举得的范围内,多注意可造的人。鼓励他才识的上进,督促他品性的改良,保全他不因为微细可以原谅的过失,甚至于并不是过失,为别的教职员所压迫斥退。(这一点最要注意,现在一般教职员专门铲除这一类学生。)我已经说过,中国在这种内力外力层层压迫之下,抵抗力不强,奋斗不能持续的人必不能不失其守。必须要抵抗力强,切实精密,然而能奋斗不倦的人,才可以转移中国这种局面。此外的人在这种局面之下,纵然受了很多教育,他们因不能抵抗,终只有陷于为恶。若在已经转移的新局面之下,纵然没有受什么教育,他们因没有什么压迫,亦自然归于为善。古人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我们要在“风”上用力才是。然而现在一般教育家,却只知在“草”上用力,真不免“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这样办一万年的教育,都不会有什么成效呢。

  最后,我以为幼椿兄鼓励人家不要打清算盘再去为国家做事,立言亦还有磋商余地。“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难能的美德,孔子所以称为中国的圣人。若要人人有如孔子之美德,然后中国可以有得救的希望,这无异说中国的得救,已是无望的事。在我以为我们与其提倡不要打清算盘的美德,不如仍就事实上把中国人零碎所受宰割的苦痛,以及中国完成独立的可能,详阐于国民之前。一方自然我亦赞成用历史、文学的教育,发达国民对国家的感情,使他在理既觉必须为国家奋斗,在情亦不能自禁其起而为国家奋斗。如此,比徒然以一个义务观念迫促他的,更可靠得多。

  我此函后面因顺笔写来,不觉又冗长了。略举此函大意,除开函首说明的三点以外,还可归纳为下数项。

  一、基督教挟经济优势以传教,非中国经济独立,不能将基督教根本打倒。

  二、要用教育救中国,需先知中国究要如何才能得着经济独立,——才能得救。

  三、教育应多注意天性较厚的人,但这不必拘定他是何种阶级的子弟。

  四、与其单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教育,不如从情理两方面用力。

  以上所说,究竟对否,望两兄讨论,亦望学会诸兄大家讨论。

  一二,一二,一六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八六号

  载《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

  署名:恽代英


梦远书城(guxuo.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