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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救国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我在这二个多星期,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得很。

  我有许多要说的话,因为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可是又因为越想越觉得要说,所以今天托朋友代我写下这一篇来了。

  我病中接着南京朋友效春的信,他有一段话说:

  “《中国青年》颇得一般青年信仰,我亦希望他能更多引人注意。惟望不要把学术看得太轻了,我们要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国事,但不希望青年反对学术也。你有些话,不免故意过甚其辞,怕反对人失信用。”

  我接到他的信,觉得他或者有些误会罢。我怎敢反对学术?我处处想从学术中求得社会破坏建设中所应遵守的途径,但我处处觉得材料不够用,知识太短浅了。我很恨从前糊里糊涂读了几本不相干的书,完全未曾注意社会科学;我现在正想多用力研究社会科学哩!

  一般人知道制造机器,驾驭汽车是不能不学的;若是没有学这些事的人,偏要谈这些事,一定要被“行家”笑坏。但是很奇怪的,一般人对于怎样使社会进步,却以为不须学习,便都能说些不错的话。所以一个大学者不敢讨论一个木匠石匠的专门小问题,但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摇起笔来,便都可以谈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无论是一个天文家,或者数学家,当他对公众演说的时候,除了说他本行的事情以外,都要自命为能谈一点社会问题。所以大家都以为社会科学是可以不必学的,也因此大家终究不知道怎样使社会进步。

  有些人说,中国是一定不会亡国的,有些人说中国非亡国不可:其实两方面都是说梦话。以为一国古老广大便可以不亡么?巴比仑、叙利亚的古老,印度的广大,却一个个都亡了。以为内乱外患便一定亡国么?苏俄的内乱,土耳其的外患,却都不能禁阻他们兴盛起来。一个国家要拨乱反正转弱为强,必定有他应遵循的途径。我们要在社会学者的理论中,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中,去找出这种途径,我们便能有把握地可以救中国。怎样能反对学术呢?

  昨天又接着保定一位朋友中秀的信说:

  “有些人说,但但[单单]研究社会科学有什么用呢?不过只是做到破坏的工夫罢了,怎么能够建设呢?还是多多注意自然科学,以为将来的建设预备罢!无论怎样,自然科学是不能丢开不管的。像这样的论调,是最能迷惑人心的!有许多正在观望中的青年,都要受到他的暗示了!望你在《中国青年》上多多发表关于此类的文字,因为沉睡在科学救国的迷雾里的青年,实在不少呵!”

  我对于他这所说的自然科学,以为若是指的供给常识,造成丰富的人生兴味的中小学自然科学,我们并不必反对。但是像今天中小学没有仪器标本,仅仅教授学生一些简单枯燥的原理原则,使学生觉得比学古文还没有趣味,以为这种自然科学有什么用处,那便是笑话了。但这与社会的破坏建设没有大关系。

  若所说自然科学是指的工业农业等技术知识呢,则我以为学这种技术的当然总比那些学灵学和学白话诗的人要好些,我们也并不十分反对。不过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

  我在成都听见一个人很发感慨地说:“合成都各专门学校学生的学识,造不起一里铁政[路],中国怎样会强呢?”哈哈,笑话!她以为合成都学生的学识造得起几里铁路,中国便强了吗?中国再没有人,合全国东西洋留学生修几十几百里的铁路,总也没有不能的罢。但是政府只知打仗,只知抢钱,只知逢迎外国人,全不肯用这些人做这些事。在这种政府之下,再有几百几千个专门技术人材,也仍然找不着正经事做,也仍然做不出正经事来。他们怎能讲什么科学救国呢?

  譬如学习制造飞机的,中国也有谭根,厉汝燕,周厚坤等,但是中国何处有飞机厂可以请他们制造。他们若不是留在外国工厂,帮外国人制飞机,至多回国来只能做个驾驶飞机的人,或者甚至于只能在商务印书馆里做些小小的工艺品。由此可见中国政治若是长此混乱,养些技术人材,终归无用。

  现在全国工业农业的毕业生也不知有多少了,但是国内秩序混乱,百业不兴。这些专门学生仍只有去做官,去当土豪,去在个设备不完全的学校里抢一个饭碗,结果把所学的一起忘掉,仍然同别的人一样,变成一个光棍的流氓!我敢断言,第一是要社会有个改革,政治要比今天能上轨道,不然,多一个技术家,便是多一个流氓!全国专门大学一年要毕业几千个学生,我为中国寒心呵!还讲什么科学救国么?

  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有能管理社会的人,一切的人有一种技术,便得一种技术的用,没有管理工厂的人,只有机械,只有像机械样的工人,技术家,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

  有的人要说,纵然有了管理工厂的人,仍然要技术家,这是不错的。但是中国也有不少的技术家呵!倘若中国的技术家不够用,尽可以请外国的技术家为我们服役。只要主权在我们,请外国的技术家,犹如外国人招华工一样。即如现在德国的穷窘,设如我们问他们要技术家,真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美国日本从前都向别国僱请技术家,所以有今天。由此可知中国是政治上轨道要紧,技术家的够用不够用,还不成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政治上了轨道,能够有足够的本国技术家,自然是再好没有了的。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国情的昏话。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以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纵然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所以,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

  载《中国青年》第七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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