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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现代评论》编辑


  记者先生:

  这一年来,因为家累太重,又兼以身体不好,虽则见了世上的不平,想说话的地方很多,但终于隐忍过去了。有许多人说我缺少了勇气,有许多人说我因为有了职业,有了钱花,就不想做文章了。这两层猜测,都说得很对,可是有一点,我要声明。第一个猜测的缺少勇气,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前面说过的身体的软弱。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最大的原因),却因为目下中国不正的事情太多了。开倒车,走歧路,弄得太不成样子了。看了这些忘八的事情,简直令人哭也不是,乐也不是,到末了想说话也无从说起,只好扶头喝一杯酒,向天叹一口气,就算完事。第二个猜测,倒不得不加上一个条件,再来承认。我对于职业的有无,从来不十分介意。因为没有职业的时候,有一种“无职的职业”,我也很能享受,所以说我因为有了地位,就怕说话,却是错的。至于有钱花没有钱花,倒的确与做文章和不做文章,有一点间接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没有钱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闷坐,闷坐不过,只好拿起笔来写写,于是牢骚愤懑,就一齐排泄在纸上了。闲话少说,现在我因为职守俱无,穷愁潦倒,正好再来重寻旧业,做几句文章,泄泄胸中的气闷。街上不平,请先从自家的身边打起。

  从今年的阴历正月起,我在武昌的狗洞里住了半年。钱也花了不少,人也见了不少,武昌大学的奇怪的情形,也知道了不少。前两期剑公的通信里所说的种种事实,虽则不是十分体面的事情,虽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不幸我却不得不承认是真的。这一期,又有一位学生,写信来辩明,同时在这辩明的信里,又招认了两件最不体面的事情,我不幸又不能为他辩护,也只能帮他承认说是真的。

  所谓最不体面的事情,是哪两件呢?第一件,就是这位国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上书湖北的军政当局萧耀南,要萧耀南用了他的势力来左右校长,用一个教书的人。我们先不必说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只须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譬如北京大学里,教员很多,意见学说,各不相同。若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上一个呈文给章士钊或鹿钟麟或段祺瑞,要章士钊或李景林或段祺瑞用了他们的势力,来进退一个北大的教员,大家以为这事情是怎么样?若说因为湖北的军政当局就是武昌大学的董事长,经费等项,都要看他的喜怒如何的,所以萧耀南,十分有进退国立大学的教员门房斋夫之权。那么我又要说了,章士钊是教育的长官,鹿钟麟是负有保护北京地方安宁秩序的责任的军政当局,段祺瑞是一国的首脑,他们当然有进退一个北大教员之权,大家以为我这话怎么样?朋友们,我们还要叫什么“打倒军阀”,“教育神圣”?我说我们还是把娶媳妇儿,生小孩,大便小便等神圣的自由权,一齐交给了军阀吧!

  第二件最不体面的事情,就是这一位国立大学的学生,上书萧耀南的时候,末后所具的名是“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中国这几年来,大凡学校发生事情的时候,报纸上面总紧排着由一样的登广告者所登的两种极端相反的广告。一个广告说某某是混账,忘八蛋,一个广告说某某是尧舜再世,文武复生,下面的具名,都是全校学生同具。这是近几年来见惯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善于影射的证明,这也是中国人的卑怯的劣根性的表现。章太炎在湖北一个私立的大学里演说,仿佛很赞成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说头。我也时常这样的想,作恶要作得大,做坏人要做得彻底。大丈夫要光明磊落,自家做错的事情,要自家出来承当。若鬼鬼祟祟,影射模糊,成功了自己来享受荣华,失败了由全班的人来受难,这岂是男子汉的行为么?看了前一期的辩正的信,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一次的影射,非但是我们见惯了的平常的假冒全体学生的具名,却是更狡滑的留有逃避的余地的“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的具名。既要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负责,倒也罢了,还要想出很狡滑的方法来,预备一条被人发觉后可以设辞逃避的后路的这一种人,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隐恶扬善,本来是忠厚待人的美德。这一次竟把我们的家丑外扬出来,恐怕不是为长者的所应做的事情。不过我在此地,有两层苦衷,可以说出来作我的辩解。第一,我上面的通信,并不是专为个人而发。我只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以后应该明白些,不要再去妄冀非分而攀附军阀的骥尾。并且做事情要负责任,不要畏首畏尾,希图影射。第二,我在武昌大学也曾窃食半年,与那位学生,名义上也有师生的关系,晓得了他的错误,而不以直言相告,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此次回京,本为养病。闲居不久,就又技痒,居然又弄起笔墨来了,请诸位编辑先生,不要笑我。以后想打的不平很多,大约这一次通信,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吧!

  郁达夫

  十四,十,十七

  (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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