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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事情


  人类社会,在无论如何的状态之下,总是有进步的。譬如一条冰河,面上虽则冻有极厚的层冰,然而只教这冻不是连底冻,那么底下的水,一定还是在流动着,这流动仍旧是进步。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虽则战乱迭起,民不聊生,然而中华民族,还没有死尽,不管它几次袭来的朔风雨雪,民众在表面上虽已受了不少的摧残挫折,但实际上一般国民的思想行为,还是在向新的方面跑,还是在著著进步。

  若要求中华民族进步的证据,但倾向广东一看,就可以知道。中山先生在广东经营以来,曾几何时,而现在的东南天下,已全部受他的感化了。不过人类的欲望的进步,比实际的进步还要快,我们的理想的飞跃,决不是特别快车或最大的飞机所能赶得上。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许多文化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出来努力,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揭发出来,把未来和现实的政治文化比较比较,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去理想还有几多远,我们进步的速力。实际上只有多少,要如何的做去,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速力。这一种批评工作,与社会的进化,有极大的关系。可惜我们中国,还很少专门做这一种工作的人,可惜我们中国的当局者,还很少能够了解这一种工作的重要。

  广州情形,从表面上看来,已经可以使我们喜欢了。宽广的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设的公园,威严的衙门,凡初到广州的人,见了这些表面的建设,总没有一个不眉飞色舞的,以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种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有比各处工部局①更有希望的经营才具。然而我们再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经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这些脂血,若完全洒在马路上面,倒也是可通的话,但是这些脂血,却被一个政府中的人吸收去了。他一个人肥胖得厉害,戴上了眼镜,坐起汽车来了,而广州的路上,便添了许多无立锥之地的穷民。这倒还小事,我们先来放开眼睛,且看看广州的政治,教育,和农工阶级的现状之后,再作总括的批判罢。

  第一先谈广州的政治。在前清的时候,到广东去做官,是没有一个不发财的。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种官僚的黑暗,当然除去了许多。中山先生在广州建设政府以后,这一种污点,当然更洗了一洗。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政府中人,位在部长厅长阶级的人,当然是很清苦。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的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他们的月薪,都只在五六百元左右,并且总是身兼十几个要职,这几个兼职,都是兼差不兼薪,只能收得一二千元一月的马夫费和办公费,此外却是分文不取的。所以这一个阶级的人,是十分的清苦的。因为他们中间,思想旧一点的人,家里或许有几位太太要养,年纪轻一点的人,或许有祖老太太老太太要养,并且因为他们居在最上阶级的原因,亲朋戚友,来投奔觅食者,决不少于孟尝君的食客之数。一方面他们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也要用几个和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的人,要支撑他们的门面,对于同阶级者,或比他们更有实力者,也不得不费点周旋来往的费用。所以他们的确是很清苦,至少这一阶级的大部分,都是很清白的。不过其中有两三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面的人言啧啧,但记者却没有上外国银行去调查过他们的存款,在此地断不能瞎说,总之现在广州中央分政府省政府中间的第一阶级,就是厅长、部长、委员或主席阶级,以外表来说,就是坐汽车而有拿手枪的护兵在车上站着的阶级,他们的私收入,只如上所说,比较起北政府的官僚来,当然是进步了不少。其次比他们次一级的秘书科长阶级,却不能说了。他们的利害,大约和上一阶级者相通,假如革命政府和省政府等,对于人民的剥削,有不能拿到青天白日的底下来说的地方,那么这些黑暗的罪恶,都应该归在这一阶级的身上,因为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都是这一个秘书科长阶级做成的。其他若征收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末叶,进步不了许多。不过这一层,我们要原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无新的训练的人,并且大半是第一阶级的亲戚故友,一时要他们改变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只好慢慢的待他们的自毙,或积极的作第二次的洗刷工作。这是讲到政府机关的操守方面的话,还是小事,现在我们要讲到政治中心人物的施政的思想上去了。

  国民政府,是国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它的基础是建设在国民的全数上的。然实际上在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民众的代表,虽则也有列席发言的机会,但是这几个代表,若不先表示软化,便要压迫得不能容身。因此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和中央党部的门前,民众请愿的团体旗帜,络绎不绝,结果思想上行动上,就分出了左右两派来。所谓左右派的不同的思想行动,大约大家已经知道,可以不必再说,不过这两派的分歧的要点,却很不容易看出。他们的口头都在说为民众谋利益,都在叫一样的口号。然而兵工厂的工人,完全被解散了,工会与工会的中间,受了一派的人的运动,互相攻击起来了。到得不能解决的时候,要仰仗政府的设施的时候,政府仍在说政府的话,被压迫阶级的满肚皮的苦楚,仍旧是吐不出一二分来。在这一个混乱状态之下,当然是谁也说不出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的,不过我们分析分析这两派的中心人物,或者可以看得见一点模糊的色彩。总之国民政府中的人物,有几个是在做官,有几个是在作工。做官的要承上欺下,事情要做得漂亮才对。譬如在北京是张著左倾的旗帜,是以左起家的人物,到了广州,尽可以登报声明,说:“我非左,我非左!”等到得了位置以后,又可以一面逢迎着有实力的几个人,讲极右的话,对了民众再说些调和的巧语,仍复可以不失他们的原来的声望。甚而至于要扩充他们的势力,就是拉拢一般机会主义者来,新组织一个新右派来都可以。这些人的口号也是为民众谋幸福,然而对于真正要为民众谋幸福的人,却丝毫也瞧不起,有时候竟有附和着权势来压迫民众的事情。这一派人的势力最大,位置最固,现在的政治舞台上的人数也最多。许多离奇不测的最高机关的命令,或独行独断的不近人情的行为,都是出于这一派人的献策。因为这一派人的飞扬勇跃,所以真正的欲为民众谋利益的工作者,也就隐遁不见了。事实上这些真正欲为民众谋利益的人,说话不灵,献计不取,还有什么发展的余地呢?所以说国民政府中有左右两派,却是不通之论,实际上只有一派在那里扬威作事,其他一派的势力,早已于无形中消失了,迁都大计,军事行动,各党部和政府机关的小小的意见等类,毕竟是谁定的计划,是哪一派的策略?

  那么所谓左派的势力,就完全失坠了么?也不是的,物理上的精力不灭的原则,在政治上也应用得到。现在民众已经觉醒了,带了面具跳狮子的事情,被人家看穿了,工人的组织也日就坚强完善了,被利用的事情,次数积得多起来,被利用者的经验知识,当然也已经进步了。他们的势力不死,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效的,不过现在不是起来作结总账的时候,他们还潜伏在社会的下层里,在作基础建筑的水门汀而已。

  政治是左右社会一般的南针,广州的政治,既是在向这一个方向进行,当然广州的教育,也可想而知。

  党化教育,在今日的状态之下,是谁也赞成的。现在不是读死书,做学问的时候。然而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的民众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所以广州的学生,年轻一点,热情如火,渴慕正义的学生,现在都屈伏在旧势力之下,见了铁杖,连头也抬不起来。政府说“马”,学生就“马”,政府说“鹿”,学生也只好“鹿”。甚而至于政府对待学生和学校的高压手段,学生及社会,不能加一句批评。结果就是党政训练所的学生的开除,中山大学学生的甄别,和大批思想较激烈一点的教员和校长的革职。况且目下又当迁都移鼎的当儿,什么事情都挂在半空天里,因而广州的教育,现在也完全还是在冬眠的状态之中,什么也停顿,什么也没有。“若是冬天来了,春天大约也总不远了吧!”②这一句英国诗人的至语,我希望广州的学生不要忘了。

  广东的农工阶级,表面上似乎很热闹,各行有各行的工会,各乡有各乡的农会,此外还有农工商学界的大联合会,然而实际,他们的结束力很弱。几个农工运动的小头目,又都是小政客出身,对于政府的措施,非但没有监督促成的决心,有时候,且竟有受一部分人的运动,甘心作几个人的爪牙,来摧残同类的。因之一行中的工会和他行的工会冲突者有之,或竟在同一工会之内,分出两派来争闹者也有之。当农工运动起来的初期,农工阶级全体没有自觉的时候,这一种现象,原是免不了,但以农工为基础的国民政府之下,有这样的事实发生,至少也是首领人物,应该反省自责的地方,而几个野心者,还在居中利用,因此在建筑他一个人的地位和声望,这岂不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耻辱吗?所以有人说,广东是一个牛奶海,许多左派,到了广东,颜色都变了。这一句讽刺,希望真正为民众工作的人,不要忘了才对。

  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有许多关于军事政治的具体的话,在目下的状态里,记者也不敢说。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不过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打倒之先,我们必须牺牲理想,暂且缄守沉默,来一致的作初步的工作。末了还是中山先生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③。”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注】

  ① 工部局,旧时英、美、日等国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奴役中国人的统治机关。

  ② 英国诗人雪莱所写《西风颂》中的名句。

  ③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告诫其同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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