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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鲁迅(4)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请教尊姓大名的缘故。像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的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邨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邨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为,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不过,左翼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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