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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奔(5)


  五、药酒杯

  经过了乡区党部的一次查复,董玉林的这一起案子,却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很顺当的解决了。原因是为了那些被霸占的原有业主,像阿德老头之类,都已经死亡,而有些农民,却因乡无业可守,早就只身流浪到了外埠,谁也查不出他们的下落来。至于重利盘剥的一件呢,已被剥削者,手中没有证据,也没有做中的证人,事过勿论;还欠在那里的几户,大抵全系小额,生怕以后有急有难要再去向董玉林商借的不易,也不肯出来为难,只听说利息可以全免,就喜欢得不得了;所以由党部判定的结果,只将董玉林的田产,割出了几十亩来,充作董村公立小学的学产,总算借此以赎取了那个决议案的末一款,永远不准他们重回老乡的禁令。

  健忘与多事的社会,经过了一个多月,大家早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于是辞职慰留,准请假一月的董婉珍,仍复上党部去;急公好义,兴学捐财的董善士,反成了县城社会的知名之士;宣传股长钱时英这时候也公然在董家做了席上的珍客,钱股长与董女士的革命不忘恋爱,恋爱不忘革命的精神,更附带着成了一般士绅的美谈。

  和煦的春风,吹到了这江岸的县城,市外田里的菜花紫云英正开得热闹的时候,钱董两人的婚议也经过了正式的手续,成熟到披露的时节了。

  当结婚披露的那一天晚上,董家楼下的三间空屋,除去偏东的那间新房之外,竟挂满了许多画轴对联,摆上了十桌喜酒,挤紧了一县的党政要人。先由证婚人的县长致了祝词,复由介绍人的那位妇女协会执行委员报告了一次经过,当轮到主婚人的董玉林出来讲话的时候,他就公正廉明,陈述了他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怀抱,和未来的决心。

  他说,自小就是一个革命者;他所关心的,是地方上的金融的调节,和善举的勇为。总理的遗教,他是每饭不忘,知行共勉的。有水旱灾的时候,也曾散了多少多少的财,有瘟疫的年头,他也施了多少多少的财,而本地的劣绅因妒生忌,因忌作恶,致有前一次的决议。他现在是抱定宗旨,要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奋斗革命的。中国的命脉,是在农工,他将来就打算拼他这一条老命,回到农村去服务,为无力的佃农工人而牺牲。本来是只在村塾里读过三年书的一位革命急就家,在这一天晚上,竟把钱时英和董婉珍教他的许多不顺口的名词说得头头是道,致使有几个自上塘村和董村附近赶来吃喜酒的乡亲,大家都吐出了惊异的舌头私下在说:“县城真是不得不住,玉林只在这里耽搁不上半年,就晓得在县长面前,说许多乡下人所听不懂的话了!”

  中宵客散,新夫妇正在新床上坐下的当儿,这一位成了当晚的大英雄的岳父就踏进了新房来问今后的他们俩的打算:房饭钱每月拟出多少;婉珍的薪水,可不可以提高一点,仍复归他们两老去收用;迟早他总是要回董村去的,那里的党部,可不可以由他去包办;此外的枝节问题还有许多,弄得正在打算将筋骨松动一下的钱时英,几乎茫茫然失去了知觉。到底还是晓得父母的性质的董婉珍来得乖巧一点,看到了新郎的那一副难以应付的形容,就用了全力,将父亲提出种种难题,下了一个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法,她说:“今天迟了,爸爸!你也该去歇息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谈不好么?”

  结婚之后的董婉珍,处处都流露了她的这一种自父祖遗传下来的小节的伶俐,她知道如何地去以最贱的价格,买许多好看耐用的衣料什物来装饰她自己的身体,她也知道如何地去用她所有的媚态,来笼络那些同事中的有势力的人。在新婚的情阵里,钱时英半因宠爱,半因省事,对于她的这些小孩子似的卖弄聪明,以及操权越级的举动,反同溺爱儿女的父母一样,时时透露了些嘉奖的默认;于是董婉珍的在家庭的习惯,在社会的声势,以及由这些反射而来的骄纵的气概,与夫愚妄的自信,便很急速的养成,进步,终至于确立成了她的第二的天性。

  她的第一件的成功,是他们俩的收入的支配;除付过了过分的房饭钱,使两老喜欢得兴高采烈,开销了一切所必须的应酬衣饰费用,使钱时英生活过得安安稳稳之外,第一月在她手里就多出了一笔整款;这是钱时英自任事以来,从来也不曾有过的经验。她的第二件的成功,是虐使佣人的巧妙;新做了主妇,她觉得不雇一个佣人,有些对父母不起,与邻舍人家的观瞻有关了。所以虽则没有必要,她也上就近乡下去招来了一个佣妇。对这一个乡下佣妇的训练,她真彻骨的显出了她父祖所遗给她的天才。譬如早晨吧,在天还未亮,她自己起来大小便的时候,就要使了大喉咙,叫这佣妇起来了;晚上则宁愿多费一点灯油,以朋友当婚礼送给他们的一个闹钟做了标准,非要到十二点闹打的时候,不准这佣妇去上床睡觉。后来因这闹钟闹得厉害,致吵醒了他们夫妇的酣睡,她于大骂了一顿佣妇的愚蠢之处,还牺牲了一块洋纱手帕做了包在这钟盖上的包皮。在日里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哩,她总要找些很费事而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如米面里挑选沙石秕子,地板上拭除灰土泥痕之类的工作给她,使她不能有一分钟的空;若在家哩,则她自己身上有一点痒,或肚里忽而想到什么,就要佣妇自动的前来服役。一步不到,或稍有迟疑,她便宁愿请假在家,长时间的骂这愚蠢而不是父母养的乡下妇人,使她到了地狱,也没有个容身之处。

  在外面的应酬里,她却比钱时英活泼能干得多;对于上面或同等的人,到处总是她去结交,她去奉承的;但对于下级或无智的乡愚之类哩,她却又是破口便骂,一点儿也忍耐不得的股长夫人了。

  所以结婚不上两月,董婉珍的贤夫人的令名,竟传遍了远近,倾倒了全县。在这中间,钱时英反而向公共会场不大去抛头露面,在行动上言语上很显明的露示了极端慎重和沉默的态度;而一回到了私人的寓所,他和贤夫人也难得有什么话讲,只俯倒了头,添了许多往返函电的草拟,以及有些莫名其妙的文字的撰述。

  终于党政中枢的裂痕暴露了,在武汉,在省会,以及江西两广等处,都显示了动摇,兴起了大狱;本来早就被同志们讪笑作因结婚而消磨了革命壮志的钱时英,也于此时突然地向党部里辞去了一切的职务。

  这一天的午后,当董婉珍正上北区妇女协会分会去开了指导会回来,很得意地从长街上走上自己家去的时候,兜头却冲见了脸色异常难看,从外面走来的钱时英。一看见了他的这一副青紫悒郁的表情,她就晓得一定有什么意外发生了,敛住了笑容,吊起了眉毛,她把嘴角一张,便问他要上什么地方去。

  “你来得正巧,我有话对你讲,让我们回去吧!”

  听了他这几句吞吞吐吐的答辞,她今天在妇女分会会场里得来的一腔热意与欢情,早就被他驱散了一半了,更哪里还经得起末尾又加上了半句他的很轻很轻的“我,我现在已经辞去了……”的结语呢!

  她惊异极了,先张大了两眼,朝他一看,发了一声回音机似的反问:

  “你已经辞去了职?”

  看到了他的失神似的表情,只是沉默着在走向前去,她才由惊异而变了愤怒,由愤怒而转了冷淡,更由冷淡而化作了轻视,自己也沉默着走了一段,她才轻轻地独语着说:

  “哼,也好吧,你只叫能够有钱维持你自己的生活就对!”

  在这一句独语里,他听出了她对他所有的一切轻蔑、憎恶、歹意与侮辱。说了这一句独语之后,却是她只板着冷淡的面孔,同失神似的尽在往前走着,而不得已仰起了头仿佛在看天思索似的。他那双近视眼,反一眼一眼的带着疑惧的色彩向她偷视起来了。

  两人沉默着走到了家里,更沉默着吃过了晚饭,一直到上床为止,还不开口说一句话。那个一向同猪狗似的被女主人骂惯的佣妇,觉察到了这一层险恶的空气,慌得手脚都发抖了,结果于将洋灯移放上那面闹钟前去的时候,扑搭的一声竟打破了那盏洋灯上的已经用白纸补过的灯罩。低气压下的雷雨发作了,女主人果然用了绝叫的声音,最刻毒地喝骂了出来。

  “×妈!×妈!×妈!你想放火么?像你这一种没有能力的东西,还要活在那里干什么?你去死去,去死!我的霉都被你倒尽了,我,我,叫我以后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人?……”

  语语双关,句句带刺,像这样的指东骂西,她竟把她的裂帛似的喉咙,骂到了嘶哑,方才住口。在楼上的她的父母兄弟,早就听惯了这一种她的家教的,自然是不想出来干涉;晚饭之后,他们似乎很沉酣的已经掉入了睡乡,钱时英死抑住心头的怒火,在她的高声喝骂之下,只偷偷地向丹田换了几次长气。十二点的钟闹了一阵,那佣妇幽手幽脚地摸上床去睡后,他听见这一位贤夫人的呼吸,很均匀地调节了下去;并且兴奋之后的疲倦,使她的鼾声也比平时高了一段,钱时英到这时才放声叹了一口气,向头上搔耙了许多回。

  同坟墓里似的沉默,满罩住了这所西南城小巷里的楼屋。等那一位佣妇的鼾声,也微微的传到了钱时英的耳畔的时候,他才轻轻的立起了身,穿上了便服,摸向了他往日在那里使用的写字台的旁边,先将桌上以及抽屉里的信件稿册,向地下堆作了一堆,更把刚才被佣妇敲破灯罩的洋灯里的煤油,倒向了地下,他用稿纸捻成了几个长长的煤头纸结,擦洋火把它们点着了,黑暗里忽而亮了一亮,马上又被他的口息所吹灭,只在那一大堆纸堆的中间,留剩了几点煤头纸的星火似的微光。天井外的大门闩,轻轻响动了一下,他的那个磐石似的身体,便在乌灰灰的街灯影里跑向了东,跑出了城,终于不见了。

  大约隔了一个多礼拜的样子,上海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当傍晚来了一个体格很结实,戴着近视眼镜,年纪二十五六岁,身材并不高大,口操安徽音,有点像学生似的旅客。他一到旅馆,将房间开定之后,就命茶房上报馆去买了这礼拜所出的旧报纸来翻读;当他看到了地方通讯栏里的一项记载兰溪之灾,全家惨毙的通信的时候,他的脸上却露出一脸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微笑。

  (原载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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