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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2)


  二

  但这是已往的希腊,我们只能如孔子所谓心向往之了。至于现代的政治,不论是国内的与国际的,都不是叫人起兴的题目。我们东方人尤其是可怜,任清朝也好,明朝也好,政治的中国人(最近连文学与艺术的中国人都是)只是一只串把戏的猴子,随它如何伶俐,如何会模仿,如何像人,猴子终究猴子,不是人,汝她许曾得穿起大褂子来坐在沙发椅上使用杯匙吃饭,就使他自己是正经的,旁观的总觉得滑稽好笑。根本一句话,因为这种习惯不是野畜生的习惯,他根性里没有这种习惯的影子,也许凭人力选择的科学与耐心,在理论上可以完全改变猴子的气质,但这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明白人都明白的。

  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真可以上评坛的能有多少。德国人太蠢,太机械性;法国人太淫,什么事都任性干去,不过度不肯休,南欧人太乱,只要每年莱茵河两岸的葡萄丰收。拉丁民族的头脑永没有清明的日子;美国人太陋,多数的饰制与多数的愚暗,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Sentimental Democracy)。此外更不必说了。比较像样的,只有英国。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英国的政治,好比白蚁蛀柱石一样,一直啮入它们生活的根里,在它们(这一点与当初的雅典多少相似),政治不但与日常生活有极切极显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政治便是他们的生活,“鱼相忘乎江湖”,英国人是相忘乎政治的。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但这类形容词的泛论,究竟是不着边际的,我们只要看他们实际的生活,就知道英国人是不是天生的政治的动物。我们初从美国到英国去的,最显浅的一个感想,是英国虽则有一个叫名国王,而其实他们所实现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却还在大叫大擂的美国人之上——英国人自己却是不以为奇的了。我们只要看一两桩相对的情形,美国人对付社会党的手段,与乡下老太婆对付养媳妇一样的惨酷,一样的好笑。但是我们到礼拜日上午英国的公共场地上去看看:在每处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不是打拳头卖膏药,也不是变戏法,是各种的宣传性质的演说。天主教与统一教与清教;保守党与自由党与劳工党;赞成政府某政策与反对政府某政策的;禁酒令与威士克公司;自由恋爱与鲍尔雪微主义与救世军:——总之种种相反的见解,可以在同一的场地上对同一的群众举行宣传运动;无论演讲者的论调怎样激烈,在旁的警察对他负有生命与安全与言论自由的责任,他们决不干涉。有一次萧伯纳(四十年前)站在一只肥皂木箱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那里演说社会主义,最后他的听众只剩了三四个穿雨衣的巡士!

  这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一班,但这还是最浅显的。政治简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政府里当权的人名是他们不论上中下那一级的口头禅,每天中下人家吃夜饭时老子与娘与儿女与来客讨论的是政治;每天知识阶级吃下午茶的时候,抽着烟斗,咬着牛油面包的时候谈的是政治;每晚街角上酒店里酒鬼的高声的叫嚷——鲁意乔治应该到地狱去!阿斯葵斯活该倒运!等等——十有八九是政治(烟酒加了税,烟鬼、酒鬼就不愿意)。每天乡村里工人的太太们站在路口闲话,也往往是政治(比如他们男子停了工,为的是某某爵士在议会里的某主张)。政治的精液已经和入他们脉管里的血流。

  我在英国的时候,工党领袖麦克唐诺尔,在伦敦附近一个选区叫做乌主克的做候补员,他的对头是一个政府党,大战时的一个军官,麦氏是主张和平的,他在战时有一次演说时脑袋都叫人打破。有一天我跟了赖世基夫人(Mrs Harold J.Laski)起了一个大早到那个选区去代麦氏“张罗”(Canvassing)(就是去探探选民的口气,有游说余地的,就说几句话,并且预先估计得失机会)。我那一次得了极有趣味的经验,此后我才深信英国人政治的训练的确是不容易涉及的。我们至少敲了二百多家的门(那一时麦氏衣襟上戴着红花坐着汽车到处的奔走,演说),应门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但他们应答的话多少都有分寸,大都是老练,镇静,有见地的,那边的选民,很多是在乌立克兵工厂里做工过活的,教育程度多是很低的,而且那年是第一次实行妇女选举权,所以我益发惊讶他们政治程度之高。只有一两家比较的不讲理的妇人,开出门来脸上就不戴好看的颜色,一听说我们是替工党张罗的,爽性把脸子沉了下来,把门也关上了。但大概都是和气的,很多人说我们自有主张,请你们不必费心,有的很情愿与我们闲谈,问这样问那样。有一家有一个烂眼睛的妇人,见我们走过了,对她们邻居说(我自己听见)“你看,怪不得人家说麦克唐诺尔是卖国贼,这不是他利用‘剧泼’(Jap意即日本鬼)来替他张罗!”

  三

  这一次英国的政治上,又发生极生动的变相。安置失业问题,近来成为英国政府的唯一问题。因失业问题涉及贸易政策,引起历史上屡见不一的争论,自由贸易与保守税政策。保守党与自由党,又为了一个显明的政见不同,站在相对地位;原来分裂的自由党,重复团圆,阿斯葵斯与鲁意乔治,重复亲吻修好,一致对敌。总选举的结果,也给了劳工党不少的刺激,益发鼓动他们几年来蕴涵着的理想。我好久不看英国报了,这次偶然翻阅,只觉得那边无限的生趣,益发对比出此地的陋与闷,最有趣的是一位戏剧家A. A.Milne的一篇讥讽文章,很活现的写出英国人政治活动的方法与状态,我自己看得笑不可抑,所以把他翻译过来,这也是引起我写这篇文字的一个原因。我以为一个国家总要像从前的雅典,或是现在的英国一样,不说有知识阶级,就这次等阶级社会的妇女,王家三阿嫂与李家四大妈等等,都感觉到政治的兴味,都想强勉他们的理解力,来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那时才可以算是有资格试验民主政治,那时我们才可以希望“卖野人头”的革命大家与做统一梦的武人归他们原来的本位,凭着心智的清明来清理政治的生活。这日子也许很远,但希望好总不是罪过。

  保守党的统一联合会,为这次保护税的问题,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隔着一垛围墙》(Over the Garden Wall),里面是两位女太太的谈话,假定说王家三阿嫂与李家四大妈,三阿嫂是保守党。她把为什么要保护贸易的道理讲给四大妈听,末了四大妈居然听懂了。那位滑稽的密尔商先生就借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短文,登在十二月一日的《伦敦国民报》——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里,挖苦保守党这种宣传方法,下面是翻译。

  她们是紧邻;因为他们后园的墙头很低,她们常常可以隔园墙谈天。你们也许不明白她们在这样的冷天,在园里有什么事情干,但是你不要忙,他们在园里是有道理的。这分明是礼拜一,那天李家四大妈刚正洗完了衣服,在园里挂上晒绳去。王家三阿太,我猜起来,也在园里把要洗的衣服包好了,预备送到洗衣作坊里去了。三阿太分明是家境好些的。我猜想她家里是有女佣人的,所以她会有工夫去到联合会专为妇女们的演讲会去到会,然后回家来再把听来的新闻隔着园墙讲给四大妈听,四大妈自己看家,没有工夫到会。太冷天站在园里当然是不会暖和的,并且还要解释这样回答那样,隔壁那位太太正在忙着洗衣服,她自己头颈上围着她的海獭皮围巾;但是我想象三阿太站在那里,一定不时的哈气着她冻冷的手指,并且心里还在抱怨四大妈的家境太低;或是她自己的太高,否则,她们倒可以舒舒服服,坐在这家或是那家的灶间里讲话,省得在露天冒风着冷,但是这可不成功。上帝保佑统一党,让邻居保留她名分的地位。李家四大妈有一个可笑的主意(我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因为她从不出门),她以为在这个国度里,要是实行了保护政策,各样东西一定要贵,我料想假如三阿太有这样勇气,老实对她说不是的,保护税倒反而可以使东西着实便宜,那时四大妈一定一面从她口里取出一只木钉,把她男人的衬裤别在绳子上,一面回答三阿太说“噢那就好了”,下回她要去投票,她准投统一党了;这样国家就有救了。但是在这样的天气站在园子里,不由得三阿太或是任何人挫气。三阿太哈着她的手指,她决意不冒险。她情愿把开会的情形从头至尾讲一个清楚。东西是不会得认真的便宜多少,但是——呒,你听了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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