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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漫谈


  整风

  是歪风,就得整,就得快整。不怕难整,怕的是不着手整。整的过程中,会碰到困难,会发现很多问题。碰到困难,把它克服掉;发现问题,加以分析,分别处理:哪个要整,哪个不要整;哪个已整好了,再整就会过分;哪个是新问题,要从头整起。

  开窗子,透空气

  领导集团中间,比如边区政府各厅、处、院长和秘书长之间,厅、处、院长和秘书长与科长、科员之间,天天碰到的,应该是亲密的团结,应该做到互相了解,无所不谈。能互相了解,才能无所不谈;谈错了,没有关系,争论也不会脸红。如此,彼此间就会发生交情,就会有兴趣,彼此间的帮助也会更多。有些问题,本来意见不一致,因为无所不谈,忽然磁通了。有意谈,常谈不通,偶而在别的地方一转,忽然豁然贯通了。所以,无所不谈,能使不一致的归于一致。同时,谈的中间,互有补充,今天修改一下,明天修改一下,最后已分不出是谁的主张了。

  毛主席提倡谈心。谈心者,谈心里的话也。谈心,一名扯谈,又叫拉话。从这扯到那,从无扯到有,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学习。一年三百六十天,把三百天工作,六十天扯谈,总不算费时吧!?

  谈心,有的话有意义,有的话无意义,在流通空气上说,是清风徐来,不是狂风卷起。彼此态度自然,不要感到形式有痕迹。鲁迅关于豪猪的文章,说它们虽是一群,而因为身上有硬毛,互相刺得痛,晚上睡觉总保持着一定距离,不能紧靠着取暖。鲁迅先生这个讽刺,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还有,有困难,要互相照顾,情绪要互相了解。

  这个机关和那个机关,这一级机关和那一级机关,同样要互相照顾,无所不谈。下边要讲,上边要听,听是启发讲的。如果下边提意见、写报告,上边不听不看,如石沉大海,那下边也就懒得提、懒得写了。同样,上边讲的,下边也要研究,也要从实际出发,不可只依样画葫芦。否则,不只没有新的意见帮助上边,连葫芦里是什么东西,也不大懂。

  上下级有意见,也可用私人书信往来,用商量态度。公文来往,是不易彼此通达空气的。

  这样的工作,不容易做好,但只要注意做,定可以做好。这个工作是两方面的,但负主要责任的应是领导者,不管是那一级的领导者。

  要承认,如果我们领导集团不十分亲密,甚至还有隔阂的话,那么要办好事情,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团结各阶层千千万万的人,应先从切近的团结做起。

  政府对人民的话,要问要听。有句古话:“询于刍荛。”(刍,音chú;荛,音ráo。指割草砍柴的劳动者)为什么要问他们呢?因为拦牛羊、种地的人,是实际生活的体验者,他们口里有很正确的东西。又有句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的施政纲领也说:“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因为不准人民说话,人民还是要说的;政府错了不即改正,人民是不容许你久错的。

  有两句值得考虑的话:一、“说怪话”:一种是毫无根据的怪话;一种是刺了你的心,才说它是怪话的。后一种,不算怪话,应该欢迎;就是前一种,既是毫无根据,那见怪不怪,其怪自绝,又何必大惊小怪呢。二、“说服”:先确定“我对你不对”的说服法,不见得很妥。应该分析一下,人家不对在甚么地方?是百分之百的不对,抑还有百分之一二对?纠正他不对的,指出他对的,这样才能说服人。对于老百姓,更应采取这样的方式。不然,人家觉得你难说话——你总是对的,我总是不对的,也就不愿或不敢和你说话了。

  开窗子、透空气的方法很多,不搞好这一条,工作难做好,所以把它列在第一。

  开机器,想一想

  毛主席讲:人的特征在能想。领导干部的任务,第一个就是打主意,打主意就要想。大干部大想,小干部小想,小干部也可以大想。不想的人,绝对不能做领导工作,也不会做好工作。

  不是没有好办法,而是没想出来好办法。

  一、想要能凌空一点,不为片面、成见或一时的现象和趋势所拘。读书,研究理论,为的是学些知识和方法,一到做事时须把书本丢开;如果拿书本去套现实,那就会成为教条而不是指南了。又如,“从实际出发”,从何实际,如何出发?出发到哪儿去?应是从实际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际;而回到的实际,应该已不是原封不动的出发时的实际。还有,遇到问题,要从它直的发展上——过去、现在、未来,横的联系上——正面、反面、侧面、近的、远的,都想一想。这就不会局限在小的圈子里。

  二、要抓住基本的要紧的东西想。样样都去想,不可能,因为你只有一个脑子。能寻出一个问题的一般的与特殊的规律,就是大成功。一个问题想通了,别的问题也就容易搞。东搞一下,西搞一下,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最笨的工作方式。

  三、想问题,不要怕碰钉子。钉子常是想的引路者。不碰钉子是不会有的事,看你是否在钉子面前屈服,不屈服就得再想。这方法错了,另找一方法;这方面错了,走另一方面,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四、话来自某方面或某个人,不去想就服从了,叫盲从;来自某方面或某个人,不去想,也不从,叫盲不从。真理总有限度,对的中常有不对的,不去想而盲从,不只不会运用,且不免出岔子。还有,自以为是,拒绝再想。是,没经过实践证明,不会是绝对的是;就是证明了的,也常有今天实践证明是对的,明天的实践又证明有某些是不对的。因而,“是”,必须随时经受实践的检验;这个“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真理。

  还有,不置可否。为慎重起见,不轻易表示意见,是可以的。但如是看风说话,不肯用心去探索其所以然与所以不然,这也是不好的。

  五、想也是集体的想,不是哪一个人的脑子能想完全。毛主席讲过:我就想不出什么东西,我所搞出来的东西都是同志们大家想的,我只是集合整理一下。这话虽是谦虚,但也是事实。在政权里工作的同志,如只靠一个人想,而不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不善于考察各方面的意见,一定搞不出好东西。有句老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又说“集思广益”。伟大的指导者,在于他能把大众的意见加以洗炼,加以系统化,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间,加进一点东西。

  所以,不只自己想,还要启发人家,并和人家一道想,善于吸收人家所想的。

  六、应该有系统地想。工作总是发展的,向前进的。重复路虽难完全避免,但不应走得太多。昨天以为是的,今天以为非;今天以为非的,也许明天又以为是,但明天之是,绝不应是昨天之是,而是向前进了一步的是。从原来的地方,又走到原来的地方,某些方面我们曾有过这样的教训,尤其在某些具体工作上。既要回到原来,为何要改变原来?这种不会想的毛病,务须避免。

  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在想上受到波折,是必经之路;正确的思想方法,要在运用中才能得到。世界上的事,没有难做的,一想总会搞通,所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也没有易做的,越想越会感到不足,所谓虽圣人有所不能尽。

  从正确的方针,到正确的具体实施,中间的过程,还有相当的距离和复杂性。

  会想的人,不只是脑子经了训练,还须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与知识。

  不知有多少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抽出规律,以供给各解放区以至全国作参考,同时指出现在前进的道路。不想不行,不想不能向前开步。

  善安排,挤时间

  谈心也好,想也好,没有时间怎么办?不仅要时间,且要心闲一点。而我们总是忙得开不了交,脑子静不下来。

  先把时间分配一下,怎样使得不太忙:一、先把一时不易办好,又无力办的事丢下,要糟就任他糟,反正天不会塌下来。人要推着事走,不要事推着人走。二、指挥别人做,要领导者搞出计划,交给下面去做,不要样样都自己下手;不敢放手给人事做,事事揽在自己手里,上忙下闲,事务主义,“狗咬老鼠,劳而无功”,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三、要懂得领导与代替的区别,领导与干涉的区别。代替下级,两不讨便宜;干涉下级,不能锻炼干部。自然,某种必要的干涉,还是需要。四、“中央军税多,八路军会多”的问题。开会就是工作,“生活就是开会”。从边区政府直到区乡,一天一个会是常事,有的人一天几个会,似乎都重要,减不了。我们要求开会要有很好的准备,缩短开会时间,不要拉拉扯扯,一开就是一天;可以不开的会就不要开;可以不参加的人,就不要他参加。

  忙,不一定是事多,而是今天办这样事,明天仍是办这样事;今年办这件事,明年把这件事又重搞一道。如此,叫做日计有余,月计不足;多想,多谈,为的是一次把事办妥,叫做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不能腾出时间,不能以闲对付忙,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学和教

  对革命负责,对群众负责,一是培养自己,二是培养别人,时时准备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能担负更多更大的工作。从领导到杂务人员,都应该是这样。

  领导者要随时培养替手。

  怎样培养人才?一、不要随便调动,使他久于其事,久做自生巧。二、放手把事情给他做,让他碰钉子,不要泼冷水。三、帮助他总结经验,指出他的成绩及怎样要求进步,有进步才有兴趣。四、指导他应有的学习。五、顾到他的情绪,不要扰乱他的工作计划。总之,用一个干部,不仅完成了分配他的工作就够,而要他在工作中有进步,将来可以负担较大的工作,这是革命发展的需要。

  提到学习,就要进学校。进学校当然好,但若说工作中不可学习,或学不好,那未必有理。党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说得清楚,政治理论、业务文化都可以学,配合实际来学,进步还可以快。

  我们不只教别人,还得教自己。能当人家的学生,才能够当人家的先生。要向任何人学,要有远大计划地学;要在工作中学,为工作而补习某种业务必需的理论与技术。

  如果做了若干年政权工作,培养不出自己的替手和助手,只伸出手向上级要干部,那上级又向谁去要呢?干部调剂是必要的,但主要是在工作中培养出来。

  如果自己做了若干年政权工作,却没有更大的把握去做更多更大的工作,这在自己是可羞的。时间在发展,干部供不应求,因而对干部能力的要求也高。

  越是上级,越是老资格,越是能力强的干部,他培养人家和培养自己的责任也越重。

  边做边象,越做越能

  要有为群众为革命服务的观点,但不是先有了坚强的观点,才来做事。观点是从工作过程中炼好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事务主义……谁都讨厌它。但必须在实际考验中,才能逐渐把它去掉。责任观念,工作方法,也是同样。事做好了,尽了责,就会感到尽责任的愉快。哪样做不好,哪样做好,哪样做更好,从实际中得到的方法,自能得心应手。

  作风,我们谈得多了,谁都感到某些作风不好的苦痛与损失,要改;但是,扭转作风的经验,并不太多。主义、观点,认识似还不错,但怎样使坏的从本身离开,好的和本身结合,却难说出来。似乎要找到一个万应的方子,才开始服药;万应方子找不着,病就任他病;不去试验,又终不知方子有效无效。讲了近一年的整作风,我以为讲的过程过去了,应该着手做,从自身做起,从切近的做起。“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一切在亲自动手,一切在亲自动手中学。

  了解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

  这个问题,是说得最多的问题。彻底的普遍的了解很难,一般的局部的了解并不难。

  怎么办?一、听一听。任何地方发出的呼声,不要装聋子,不要存成见,把它分析一下,推类一下。二、谈一谈。来了人谈一谈,碰着人谈一谈,彼此间谈一谈。三、看一看。来的报告、书信看一看,报纸、杂志、书籍看一看,我所要了解的材料看一看。四、走一走。农村中,市场上,机关里,学校里,多抽时间去走一走,看有何具体东西。

  听了,谈了,看了,走了,但未必就有所得,还要研究分析。把现在听的谈的看的,与以前听过谈过看过的材料,对照一下,判断它的真实性有多大,是局部的还是全部的?然后分析其所以然,得出对付的办法。自然还不能肯定它好,它是推理上的好,还是事实上的好?真好与否,还待事实来证明。

  不少这样的事:自以为合乎实际了,其实并不实际。证据就是:你定的办法走不通!原因是,某种实际被掩盖着,一时看不出来,或者只看见实际的一个方面,没有和各方面联系起来,因而没抓住真相;或者实际本来明白地摆在面前,而因为自己的思想方法有错误,或者知识缺乏,看不出来。所以,除听、谈、看、走以外,还要加上想一想。

  谁也不能说,我已了解实际,因为实际实在是太多太广了。但谁也不能说,不能了解实际,因为你并不处在实际的圈子外,而是处在圈子中。就在你面前了解起,不要等着下乡(能下乡固然好);就在今天了解起,不要等到明天。

  了解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主动性,条理性,时间性

  主动性。不是事来逼人,而是人去找事;不是应付了事,而是求得彻底解决。……有计划地派干部去调查,干部回来有劲了;有条理地写信问下级,下级不能马虎答复了。这就是主动地处理问题。一个问题处理好,再来第二个。处理好了的问题,以后有新的发现,加以改正,而不要一遇到又“重来”。

  条理性。办公室有条理:文件种类,已办未办,一找就得。读书有条理;某书在何处,有书签;某事在某页,有札记。做事有条理:今天做这样事,明天做那样事,安排有序。研究问题有条理:关于这门工作的历史材料、现在材料、此地材料、外地材料,都应时时关心,有联系有分析。初做有小得,久做必大得。搞司法的同志,问了若干年案子,举不出一个判例,临时找些人去翻卷,未免可笑又可怜。下面做假报告,或抄上年的旧报告,自己不坦白,上面却从未发现过。这是何等的无条理!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

  时间性。今天应办的事,今天就办完。不只怕积下办不了,而且不及时,常常失去作用。

  需要与自愿

  需要,常常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只是人民觉悟程度的问题。这里要的,那里不要;明天宜的,今天不宜。

  具体工作,不要由上面摊下去,致使为人民谋利,反成了人民的负担。应该上面只作大体指导,而发动下面自动地干,反映经验到上面来。

  要同人民群众商量,因为我们了解的常比人民少。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妄自尊大,要听人民的话,要让人敢说话。真的人民自愿了,自己动手了,人民大家做,自动做,比少数干部做,推着做,效力相差常不可以道里计。

  建立法制,遵守法制

  新的法制,搞得颇少。不易搞,但不能不搞,不是不能搞。

  我们也搞了一些法制,有的还是比较经过研究,可以适用的。有了法制,就得遵守。首先,制定法律、法令的机关和人,执行法律、法令的机关和人,先要有守法观念,先要遵守法制。机关、团体、部队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是遵守法律、法令的模范。否则,州官可以放火,那能去干涉老百姓的点灯?!因此,没有民主,没有法制,什么事也办不成,也办不好。

  检查与奖惩

  “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是历来治国的常规,我们不能例外。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封建政权、资产阶级政权中做事的人,特别是中下层人员,常常是这个政权中的被统治者,统治者对他们诱之以利,惧之以刑,使之有效地为其服务。我们政权中工作的人,是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服务得不好的,多数是由于无知,而不是不愿作好;少数、极少数是出于坏心,而不是不能作好。对付坏人是一个态度,对付自己的同伴应是另一个态度。这是我们与旧政权的性质不同的地方,也是社会基础不同的地方。

  因此,我们对干部的鼓励,应多于责备,教育应多于处罚,自我批评应多于批评。对于坏干部,对于敌人,那就是惩处和严办。

  我们反对滥奖,也反对不惩。确有成绩,未及时表扬,或奖过其功,失去表扬作用的现象,都须停止。教育与纵容,全无相似之处。有个别干部犯了罪,没给以应得的处罚,这怎么得行?!一般地讲,人民控告的大体都是事实。既是事实,就应该受到处罚。犯罪而不罚(不可原谅的罪),对于我们的政权没有好处,对于干部也没有好处。

  检查机关,内战时有过工农检查部。封建时代,有御史台。一般国家,都有这类组织。但是专靠上面检查,效力是有限的。在去年第二届参议会二次大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上说:“防止官僚主义的有效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和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这就是说,我们不只靠上面检查,还要靠下面检查。

  小说上说,包龙图很厉害,专替老百姓伸冤。但上面出一个包龙图不容易,下面则有无数的包龙图。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检查,同时又切实执行自上而下的检查,使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适当的配合。如此,还有检查不出的事吗?自下而上的检查是主要的,自上而下的检查只是把经验、事理、是非,搞得更精细一点。

  有了人民管理政权的缜密制度,它将改造政府,也将改造人民。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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